从3月11日下午开始，一直关注着央视新闻频道关于东日本大地震一周年的各种新闻，一边惊叹着大自然的无边力量，一边唏嘘着人的生命易逝。但转念一想，在当下的这个压力时代，活着已属不易，活的精彩者则凤毛麟角，努力地认真生活吧！     当日历翻到3.12，感觉这个日子非常熟悉。本来对于日期是个非常迟钝的人，但记得3.12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纪念日，不过除了这个事件之外，这个日子一定还发生过什么，又一时想不起。正欲不再多想而继续搜索些资料，无线网络信号忽然没有了。不知道是网通的问题还是无线路由器的问题，无线信号总会时不时地断一会儿。当网络恢复的时候，开着的QQ提示输入认证信息，我不经意看到QQ的登陆图片，才想起3.12是植树节，一个曾经熟悉的日子，也是我刚才没有想起的日子。     小时候，每年春天到了，就与小朋友们从左近的柳树上折下一些枝杈，随意地插在房前屋后以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的号召，但事后就忘记了再去照料，有时候又拔出来当作与小朋友们嬉闹打架时的武器。种树，只是因一时的兴起，但每年总会有三两棵树能发出新芽而存活下来，几年下来，也小有规模，很有一种无心插柳的成就感了。     中学和大学时期，每年植树节，学校都会发动同学们去种树，一般是分片包干，以班为单位划得一片任务区。身为男生，挖树坑是义不容辞的工作，另外，根据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原则分到我组的女生还在看着我们，不能在她们面前丢脸，因此，树坑总是挖的又快又好，长宽深，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执行的，就象尺子一样。女同学们伸出纤纤玉手扶着树苗，几个男生又飞快地把树坑填满踩实，并在树坑四周用土围出一个圆圈，这时，又有男生从远处用水桶拎来水倒在树苗根部和圆圈里。在班主任老师的表扬和女同学们热切的目光里，我们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两只手上留下的若干个血泡见证了我们的劳动，而没有见证我们的爱情。不过，树苗的成活率好像过于低了一些，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好像连续几年都是奋斗在同一个植树区。     工作以后，单位也号召大家植过树。但是，不管每个组分到了几名女同事，也难再产生“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效果了，一个个大腹便便的机关干部很难再身体力行地挥铲挖坑。单位的领导想了一个办法，请来年轻的武警战士挖好了坑，我们只是去种下树苗，然后拍拍手上的土就离开了植树区，而几位民工借用租来的水罐车集中浇水。不过，树苗成活率好像不低，前几年开车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发现已经绿树成荫了。     想想明天单位没有组织植树，而居委会也没有组织植树，又没有其他要紧的事情，3.12，那就睡懒觉吧：）

（图为乌坎村村民选举，图片来自《新京报》网站）     一个偶然的机会近距离观察了一场村委会选举，并且与在当地乡镇官员的接触过程中，了解了村委会选举的一些特点。     一、乡镇党委对于选举的介入很少。只是从工作角度对选举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虽然派出了包村干部，但并没有有意或者无意影响选举，保持了中立。取得了多名候选人的信任和尊重，也得到了选举委员会、村民代表和全体村民的认可。     二、候选人的产生大体以宗族为主。现在单一姓氏的村子不多了，大多是杂姓村，基本各姓都会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有的候选人是自己主动站出来毛遂自荐地参加竞选，有的则是被宗族或好友撺掇着推出的。并不是所有的候选人都会坚持到最后，有的候选人会进入到委员选举的环节，有的则从最初的村民反应中即退出，而转为支持其他候选人。对于姓氏比较大的村子，同姓氏的人也可能会出现多个候选人，这就需要家族中有份量的人出来斡旋，力争形成单一候选人以对付其他姓氏候选人。     三、候选人都有自己的竞选团队。每名候选人都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团队，以家族近支和同学等为主，虽然没有明确的名称和运作制度，但已经做了非常精细的分工，包括去探听其他候选人的战略等。竞选团队的力量强弱对于竞选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竞选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财力的支持体现在三个方面上，一是竞选团队的运营上，涉及到吃、行（汽车若干）、用等方面，不能让团队成员自掏腰包。二是体现在拉票上。虽然上级要求不能贿选，但是，拿钱买选票在现实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没有钱没有票。三是政绩上。做了三年村主任，怎么也得出点成绩吧，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没有村办集体产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村主任个人的财力来弥补了，拿钱做公益或者做产业。     五、选举的背后是金钱的角逐。有的村既没有集体经济，也没有外来的资金注入，村民对于村主任职位并不太注重，有的村主任一干就是十几年。有的村或有村办经济，或有外来资金注入，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于村委会主任职位就比较看重了。各家族或者各势力就会积极加入选举的阵营，或者是亲自披挂上阵，或者是推出自己的代言人。如果村中有强劲势力一枝独秀，那么选举就会波澜不惊，候选人或者背后的利益集团拿出一些钱来搞搞村里的公益，或者象征性地给村民发一些实物，就能拿下选举，但是，如果几股势力势均力敌，那么选举就会比较激烈，甚至是惨烈了。除了财力的较量外，有的甚至会用不能上台面的手段向对手抹黑。不过，这样的做法，不仅对手不服气，村民也会看不起。     六、村民十分渴望改变现状。农村发展缓慢是不争的现实，因此，村民都希望通过当家人的调整来加快当地发展步伐。一些75后、甚至80后开始走上村委会主任的领导职位，也强迫一些50后、60后的人员退下。个别地区还出现了90后的村官。     七、对于当地发展没有规划。村委会的选举只是当地力量的角逐，并不是发展战略的胜出。村民依照某种判断标准投票给特定候选人，而这标准中，当地发展的比重极小，或者也不清晰，村民投票只是凭感觉。     但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经济因素还是村委会选举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报导说《女大学生连任村官，家族为其竞选3年投560万》http://edu.163.com/12/0130/14/7P19C78N00294JB8_all.html，这并不是简单的个案，在中国，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我了解的几个村委会选举个案中，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当选，让我想起了一中一西两句谚语。中国的谚语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西方谚语是：Money talks。

    昨日，与一前辈教授聊天，向我说起他那个专业里的知名学者来，某某某是某某某的弟子，某某某是某某某弟子的弟子等等。随后感慨了一下说，要想成知名学者就得要活的长，还得要广收门生，不过是好的坏的，只要愿意追随的就都收进来，桃李满天下的话，就能形成一种势力，能给他们的师傅师爷戴上大师、名师的桂冠。     长寿和多子多福曾是国人数千年的祈愿。虽然自从计划生育的国策推出后，多子多福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摧毁，但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却没有得到改观。另外，最近几年来，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以及某些富裕群体更是超生多生，但不一定是多子多福的观念在作祟，也有身后的庞大家业无人继承的考虑吧。有后人花钱，也是一种幸福和满足吧。不过对于长寿，数千年间绝大多数国人的想法是一致的，无论是秦始皇的徐福东渡，还是最近的养生热潮叠起，连卡拉OK里《向天再借五百年》也是一首点唱率很高的歌，都体现了人们对于长寿的追求。原本觉得长寿和多子多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个人的追求，但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很有价值的副产品，就是推动和提升一个人的声望。     其实，长寿和多子多福也不是学术界里独有的现象，军事领域也是如此。明朝官方认为武功最高的将领是谁呢？不是抵抗倭寇的戚继光，也不是辽东拒金的袁崇焕，而是“武功之胜，200年未之有也”的李成梁。为什么会是李成梁呢？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万里兴亡录》主讲人、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方志远教授就此做过分析。他认为，李成梁之所以声望超过戚继光有两个原因，一是长寿。李成梁活了90岁，生命历程占有明一代276年的三分之一强，而戚继光只活了60岁，差了整整三十年，报效国家的机会就少了很多。二是儿子众多。李成梁共有9个儿子：李如柏、李如松、李如樟、李如桢、李如梅是总兵官，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是参将，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现象。而戚继光原配未能给戚继光生儿子，于是戚继光先后背着夫人纳了三房妾，共生了五个儿子，虽然儿子的数量不少，但由于是背着夫人所生，不能将孩子们带在身边，从文武两方面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就欠缺了很多，最后竟没有产生可以继承戚继光帅印的后人。     不只是学术圈和军事圈，文艺圈也是如此。我想起一个相声段子，是“非著名演员”郭德纲说的。郭德纲曾经说过，“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谁活得最长谁是艺术家。”话虽调侃，道理却是正经的。活的长的人按照常理开门收的徒弟也多，加之我国尊老的传统，不是艺术家是说不过去的。作为年轻人，也可以自我定位于艺术家上，这就与长寿和多子多福无关了，就像郭德纲说的，“啊？你不知道我？我艺术家啊！我都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

    我是铁道部网购火车票政策的受益者。最近几年，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一直过着双城生活，因为火车的安全、正点、舒适性、经济和可工作性，我选择火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几乎每周都要乘坐两次火车往返于两个城市。另外，还有时不时地出差，我一般也会首选火车为主要交通方式。这样，每年的火车票都达百余张。最为头疼的事情就是买票，要去车站售票处、去火车票代售点买票，要精确计算和核对出行日期，以防出现买错了车票而不得不费时费力地退票或改签的事情。也曾数次买了车票，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出行，又不想去排队退票而让车票作废，对于个人来说是经济损失，同时，也由于买票占有而没有使用火车出行，致使本来就稀缺的公共资源形成了浪费。     铁道部购票网站的出台大大方便了我的出行。因为我的双城之间的普通T和K字头的车票和D字头动车票的价格相关不多，所以自从www.12306.cn网站开通以来，我就成了该网站的忠实用户，至今已经购票几十张，一般都是采用网上订票，提前适当的时间到车站去打印纸质车票，然后检票出行。网上购买火车票大大节省了我的时间，减少了我无谓的出行，提升了我个人的时间利用率。但从我第一次使用该系统开始就有一种顾虑，部分出行者购买到心仪日期和心仪时间火车票的机率是否会减少呢？不过，当时的顾虑还属于多余，因为网上出售的车票只局限于高铁（G字头）、动车（D字头）和城际（C字头）的车票，而这些车次除了节假日和每天的特殊时段外，基本上都没有达到满员，有的上座率比较低，供需矛盾还不明显。但随着网络售票工作的推进，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一些群体将因为政策原因买不到出行的火车票。 （图片来自网络，谢谢作者）     造成部分人群难以买到车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在政府大力开通动车和高铁网络的同时，大幅减少了普通列车的数量。出行者不得不支付较之从前高很多、或者数倍于从前的出行成本，部分出行者将无法负担负担高昂票价而宁愿受罪坐慢车但不可得。以京沪高铁为例，在京沪高铁开通后，京沪间原来5趟动卧列车取消，两对T快列车也只剩下T110次。高铁最便宜的二等座也要555元，用时5-5.5个小时，动车硬座410元，用时8-9个小时，而普通列车T110硬座才179元，硬卧最低只要306元，用时11.5小时。与T110次特快相比，动车节省时间不明显，而硬座价格已经翻番，高铁节省时间较多，但却是硬座价格的3倍。京沪间还现在仍保留了一列普客1461次，但全程耗时超过20个小时，硬座车票最便宜158元，卧铺价格也在300元左右，性价比明显不如T110次列车。很多出行者因为购买不到普通列车而不得不被高铁。     第二个原因是数字鸿沟的存在。那些不懂得上网，或者没有时间上网，也或者不方便上网的人，与网络购票所需的软硬件条件之间存在一个很难逾越的鸿沟。我国网民总数已经是世界第一，没有接触过网络的人越来越少，但是，通过搜索引擎定位购票官方网站、注册用户名、银联网注册银行卡、查询余票信息、下单、支付等等一系列活动，不是初涉互联网的人群所能完成的。对于部分低收入人群比较关注的低价票，之前是不通过网站销售的，只要提前十天或者某一时间段去车站排队，是有可能买得上目标车票的，他们的竞争者就是排在他们前面的排队者，是可以数得过来的群体。但是，随着所有的车票都上网发售了，他们的竞争者很多已经隐在了网络后面，再也看不到。当他们好容易排到售票窗口的时候，很可能听到的是一句“没票了”。     我于昨天在天津南站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说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我在去售票大厅的自动售票机上换取纸质车票的时候，看到一对40多岁、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女在旁边另外一台自动售票机前查询车次，边查询边说，怎么连站票也没有了。看到我打出票来就过来问我怎么买的票，我说从网上订购的，现在过来取纸质票，他们的表情很吃惊，应该是第一次听说。听我解释了一番流程后，从他们的表情看这事应该很复杂并且搞不定，男的对女的说，可以让某某某来帮助订票，我想这人应该是他们认识的人中间对于电脑比较在行的人吧。我问了一下他们的情况，想25号去上海，在自动售票机上查询了一下，所有的车次都没有票了，我说你们往后推几天吧，反正不着急走，就点了一下能够预售的最后一天，经过查询，他们想买的T或者K字头车票也已经没有了，并且是连站票也没有了，我没有推荐他们买高铁票，不想看到他们对于高票价而出现的尴尬表情。他们说回去商量一下，并且对我向给他们介绍如何从网上买票表示感谢。很朴实和有礼貌的两个人，是我们社会的大多数群体，应该受到政府更好的关心和帮助。     今年春节早，春运也提前到1月8号开始。为此，铁道部门加大了运力，将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召回整改的54辆中国北车CRH380BL动车组陆续投入运营。京沪高铁也相应调整列车运行图，增加班次。新的京沪高铁运营图已于2011年12月12日0时起实行。调整后的列车运行图，京沪高铁共开行92对，其中，时速300公里动车组列车由39对增加到65对，时速250公里动车组增加两对，至27对。普通列车的调整数量没有提及。可以想见，动车和高铁将是京沪线上春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很多人不得不被动车和高铁。     对于实名售票，国人呼声由来已久，为的是消除票贩子的加价盘剥。提供更多、更便捷的购票方式也是方便乘客的创新之举，但是，这也应该考虑中国的国情，当互联网应用尚未普及，数字沟通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网络购票事实上已经剥夺了部分出行者的购票机会。增加普通车的数量，大幅增加动车数量，减少高铁列车数量，让尽可能多的人群能够买得上票，坐得上车，然后再根据客流情况适时调整三者之间的比例，通过乘客的需求导向而不是铁路部门的供给导向让不同的群体能够各取所需，才能真正实现“出行有其票”的和谐景象。

    在政治和经济学领域，有两个著名的人物，由于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的理论被人广泛接受，并被提升为以他们命名的“主义”，但理应成为他们的主义最核心人物和最坚实拥趸的人，却否认他们是自己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一是马克思，二是凯恩斯。两位之所以会说出对自己主义的否定，是对其的主义者对其思想随意进行解释、阐释、发展和实践的否定，表达的是对其的失望。     马克思在其晚年对他的女婿拉法格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赵建文教授著文讨论了这个问题。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6628他说，         我最早是从德国思想家梅林写的《马克思传》那里读到的。他写道：在马克思逝世前一年即1882年，当法国工人党表现出“幼稚病时，他对他的女婿们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也感到不满”，于是他“脱口”而说“我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我后来所知，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不仅同梅林之间有多次书信交往，而且在他致其他友人的书信中还至少有3处引用过这句话。     赵建文教授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是真的认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的一生是这个“主义”的奠基者和奋斗者。那么，晚年的马克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晚年的恩格斯为什么对这句话会念念不忘呢？从恩格斯引述这句话的上下文来看，这句话是在批评德国、法国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时叫社会民主党、社会工人党，还不叫共产党）党内一些自称“搞马克思主义”的人，是这些人的言行让马克思、恩格斯感到不满、厌恶、愤怒，是为了同他们划清界限才这样说的。     赵建文教授认为，“在我看来，恩格斯的这些话语是说应把一切理论原理、理论原则，及其有关的所有论述都看作是有界限的、有条件的。我认为恩格斯的这一态度即是我们现在讲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既坚持又发展的科学态度。”赵建文还总结了被马克思否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特征：“从马恩著作中可以把那些自称是“搞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观点归纳起来，它大致具有以下三点，即（1）摘引马、恩的“语录”，说自己是在按照他们的话行事；（2）反对合法斗争，说党不应当参加议会选举等一切合法活动；（3）大讲“革命”，说他们是在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豆瓣上有位作者“潜潜”，对此也有非常精彩的评论，但由于其发表有“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的版权声明，因此不能转载于此，请稳步至http://book.douban.com/review/5157998/阅读。我始终有个疑问，虽然然马克思已经去世近130年，但是，在某些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士面前，他是否会再次否认呢？     第二位否认自己的是凯恩斯，这位在1929年到1933年初世界第一场经济大危机中拯救了美国经济学家，在离世前说过：“我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对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评价说http://xuxiaonian.blog.sohu.com/152773754.html：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可行性。     但是， 凯恩斯主义问世前，各国基本上奉行“量入为出，略有盈余”的原则，和百姓居家过日子同一个道理。凯恩斯打破了这一传统，他说经济萧条时，政府可以增加支出，拉动需求。钱从哪里来呢？无非三条路，借债、加税和印钞。凯恩斯认为印钞不起作用，加税则减少民众收入与消费，发债是最佳的政策选择。 萧条期间政府增加开支，如同人在情绪低落时，吞下两粒摇头丸，立即神灵活现。问题是摇头丸不能当饭吃。尽管不是凯恩斯的原意，凯恩斯主义者都把止痛的鸦片当成一日三餐，救急性的赤字政策常规化，政府负债越来越重。希腊只是第一个倒下的瘾君子，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还有不列颠和美利坚，哪个不是一屁股的债？ 凯恩斯主义流行，因为人人都喜欢它。政府自不待说，花钱可以买政绩，买选票，而且手中有钱就是“租”。百姓也喜欢凯恩斯，天上掉馅儿饼，有谁会跟银子过不去？福利开支不断加码，政府雇员旱涝保收，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和“下乡”。     凯恩斯针对他的这些思想为政府干涉经济以摆脱经济萧条和防止经济过热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其应该也看到了政府过度干涉经济而产生的危害和潜在的危害，而政府中喜欢和实施凯恩斯主义的人过多、力量过于强大，以致于凯恩斯在对凯恩斯主义已经没有了足够的影响力，无奈中不得不出面否认。豆瓣上“潜潜”的评论也适用于凯恩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虽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和政府政策，但是，马克思对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对于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否定，应该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也将指引我们调整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