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与一前辈教授聊天，向我说起他那个专业里的知名学者来，某某某是某某某的弟子，某某某是某某某弟子的弟子等等。随后感慨了一下说，要想成知名学者就得要活的长，还得要广收门生，不过是好的坏的，只要愿意追随的就都收进来，桃李满天下的话，就能形成一种势力，能给他们的师傅师爷戴上大师、名师的桂冠。     长寿和多子多福曾是国人数千年的祈愿。虽然自从计划生育的国策推出后，多子多福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摧毁，但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却没有得到改观。另外，最近几年来，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以及某些富裕群体更是超生多生，但不一定是多子多福的观念在作祟，也有身后的庞大家业无人继承的考虑吧。有后人花钱，也是一种幸福和满足吧。不过对于长寿，数千年间绝大多数国人的想法是一致的，无论是秦始皇的徐福东渡，还是最近的养生热潮叠起，连卡拉OK里《向天再借五百年》也是一首点唱率很高的歌，都体现了人们对于长寿的追求。原本觉得长寿和多子多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个人的追求，但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很有价值的副产品，就是推动和提升一个人的声望。     其实，长寿和多子多福也不是学术界里独有的现象，军事领域也是如此。明朝官方认为武功最高的将领是谁呢？不是抵抗倭寇的戚继光，也不是辽东拒金的袁崇焕，而是“武功之胜，200年未之有也”的李成梁。为什么会是李成梁呢？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万里兴亡录》主讲人、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方志远教授就此做过分析。他认为，李成梁之所以声望超过戚继光有两个原因，一是长寿。李成梁活了90岁，生命历程占有明一代276年的三分之一强，而戚继光只活了60岁，差了整整三十年，报效国家的机会就少了很多。二是儿子众多。李成梁共有9个儿子：李如柏、李如松、李如樟、李如桢、李如梅是总兵官，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是参将，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现象。而戚继光原配未能给戚继光生儿子，于是戚继光先后背着夫人纳了三房妾，共生了五个儿子，虽然儿子的数量不少，但由于是背着夫人所生，不能将孩子们带在身边，从文武两方面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就欠缺了很多，最后竟没有产生可以继承戚继光帅印的后人。     不只是学术圈和军事圈，文艺圈也是如此。我想起一个相声段子，是“非著名演员”郭德纲说的。郭德纲曾经说过，“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谁活得最长谁是艺术家。”话虽调侃，道理却是正经的。活的长的人按照常理开门收的徒弟也多，加之我国尊老的传统，不是艺术家是说不过去的。作为年轻人，也可以自我定位于艺术家上，这就与长寿和多子多福无关了，就像郭德纲说的，“啊？你不知道我？我艺术家啊！我都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

    我是铁道部网购火车票政策的受益者。最近几年，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一直过着双城生活，因为火车的安全、正点、舒适性、经济和可工作性，我选择火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几乎每周都要乘坐两次火车往返于两个城市。另外，还有时不时地出差，我一般也会首选火车为主要交通方式。这样，每年的火车票都达百余张。最为头疼的事情就是买票，要去车站售票处、去火车票代售点买票，要精确计算和核对出行日期，以防出现买错了车票而不得不费时费力地退票或改签的事情。也曾数次买了车票，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出行，又不想去排队退票而让车票作废，对于个人来说是经济损失，同时，也由于买票占有而没有使用火车出行，致使本来就稀缺的公共资源形成了浪费。     铁道部购票网站的出台大大方便了我的出行。因为我的双城之间的普通T和K字头的车票和D字头动车票的价格相关不多，所以自从www.12306.cn网站开通以来，我就成了该网站的忠实用户，至今已经购票几十张，一般都是采用网上订票，提前适当的时间到车站去打印纸质车票，然后检票出行。网上购买火车票大大节省了我的时间，减少了我无谓的出行，提升了我个人的时间利用率。但从我第一次使用该系统开始就有一种顾虑，部分出行者购买到心仪日期和心仪时间火车票的机率是否会减少呢？不过，当时的顾虑还属于多余，因为网上出售的车票只局限于高铁（G字头）、动车（D字头）和城际（C字头）的车票，而这些车次除了节假日和每天的特殊时段外，基本上都没有达到满员，有的上座率比较低，供需矛盾还不明显。但随着网络售票工作的推进，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一些群体将因为政策原因买不到出行的火车票。 （图片来自网络，谢谢作者）     造成部分人群难以买到车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在政府大力开通动车和高铁网络的同时，大幅减少了普通列车的数量。出行者不得不支付较之从前高很多、或者数倍于从前的出行成本，部分出行者将无法负担负担高昂票价而宁愿受罪坐慢车但不可得。以京沪高铁为例，在京沪高铁开通后，京沪间原来5趟动卧列车取消，两对T快列车也只剩下T110次。高铁最便宜的二等座也要555元，用时5-5.5个小时，动车硬座410元，用时8-9个小时，而普通列车T110硬座才179元，硬卧最低只要306元，用时11.5小时。与T110次特快相比，动车节省时间不明显，而硬座价格已经翻番，高铁节省时间较多，但却是硬座价格的3倍。京沪间还现在仍保留了一列普客1461次，但全程耗时超过20个小时，硬座车票最便宜158元，卧铺价格也在300元左右，性价比明显不如T110次列车。很多出行者因为购买不到普通列车而不得不被高铁。     第二个原因是数字鸿沟的存在。那些不懂得上网，或者没有时间上网，也或者不方便上网的人，与网络购票所需的软硬件条件之间存在一个很难逾越的鸿沟。我国网民总数已经是世界第一，没有接触过网络的人越来越少，但是，通过搜索引擎定位购票官方网站、注册用户名、银联网注册银行卡、查询余票信息、下单、支付等等一系列活动，不是初涉互联网的人群所能完成的。对于部分低收入人群比较关注的低价票，之前是不通过网站销售的，只要提前十天或者某一时间段去车站排队，是有可能买得上目标车票的，他们的竞争者就是排在他们前面的排队者，是可以数得过来的群体。但是，随着所有的车票都上网发售了，他们的竞争者很多已经隐在了网络后面，再也看不到。当他们好容易排到售票窗口的时候，很可能听到的是一句“没票了”。     我于昨天在天津南站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说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我在去售票大厅的自动售票机上换取纸质车票的时候，看到一对40多岁、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女在旁边另外一台自动售票机前查询车次，边查询边说，怎么连站票也没有了。看到我打出票来就过来问我怎么买的票，我说从网上订购的，现在过来取纸质票，他们的表情很吃惊，应该是第一次听说。听我解释了一番流程后，从他们的表情看这事应该很复杂并且搞不定，男的对女的说，可以让某某某来帮助订票，我想这人应该是他们认识的人中间对于电脑比较在行的人吧。我问了一下他们的情况，想25号去上海，在自动售票机上查询了一下，所有的车次都没有票了，我说你们往后推几天吧，反正不着急走，就点了一下能够预售的最后一天，经过查询，他们想买的T或者K字头车票也已经没有了，并且是连站票也没有了，我没有推荐他们买高铁票，不想看到他们对于高票价而出现的尴尬表情。他们说回去商量一下，并且对我向给他们介绍如何从网上买票表示感谢。很朴实和有礼貌的两个人，是我们社会的大多数群体，应该受到政府更好的关心和帮助。     今年春节早，春运也提前到1月8号开始。为此，铁道部门加大了运力，将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召回整改的54辆中国北车CRH380BL动车组陆续投入运营。京沪高铁也相应调整列车运行图，增加班次。新的京沪高铁运营图已于2011年12月12日0时起实行。调整后的列车运行图，京沪高铁共开行92对，其中，时速300公里动车组列车由39对增加到65对，时速250公里动车组增加两对，至27对。普通列车的调整数量没有提及。可以想见，动车和高铁将是京沪线上春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很多人不得不被动车和高铁。     对于实名售票，国人呼声由来已久，为的是消除票贩子的加价盘剥。提供更多、更便捷的购票方式也是方便乘客的创新之举，但是，这也应该考虑中国的国情，当互联网应用尚未普及，数字沟通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网络购票事实上已经剥夺了部分出行者的购票机会。增加普通车的数量，大幅增加动车数量，减少高铁列车数量，让尽可能多的人群能够买得上票，坐得上车，然后再根据客流情况适时调整三者之间的比例，通过乘客的需求导向而不是铁路部门的供给导向让不同的群体能够各取所需，才能真正实现“出行有其票”的和谐景象。

    在政治和经济学领域，有两个著名的人物，由于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的理论被人广泛接受，并被提升为以他们命名的“主义”，但理应成为他们的主义最核心人物和最坚实拥趸的人，却否认他们是自己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一是马克思，二是凯恩斯。两位之所以会说出对自己主义的否定，是对其的主义者对其思想随意进行解释、阐释、发展和实践的否定，表达的是对其的失望。     马克思在其晚年对他的女婿拉法格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赵建文教授著文讨论了这个问题。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6628他说，         我最早是从德国思想家梅林写的《马克思传》那里读到的。他写道：在马克思逝世前一年即1882年，当法国工人党表现出“幼稚病时，他对他的女婿们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也感到不满”，于是他“脱口”而说“我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我后来所知，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不仅同梅林之间有多次书信交往，而且在他致其他友人的书信中还至少有3处引用过这句话。     赵建文教授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是真的认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的一生是这个“主义”的奠基者和奋斗者。那么，晚年的马克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晚年的恩格斯为什么对这句话会念念不忘呢？从恩格斯引述这句话的上下文来看，这句话是在批评德国、法国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时叫社会民主党、社会工人党，还不叫共产党）党内一些自称“搞马克思主义”的人，是这些人的言行让马克思、恩格斯感到不满、厌恶、愤怒，是为了同他们划清界限才这样说的。     赵建文教授认为，“在我看来，恩格斯的这些话语是说应把一切理论原理、理论原则，及其有关的所有论述都看作是有界限的、有条件的。我认为恩格斯的这一态度即是我们现在讲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既坚持又发展的科学态度。”赵建文还总结了被马克思否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特征：“从马恩著作中可以把那些自称是“搞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观点归纳起来，它大致具有以下三点，即（1）摘引马、恩的“语录”，说自己是在按照他们的话行事；（2）反对合法斗争，说党不应当参加议会选举等一切合法活动；（3）大讲“革命”，说他们是在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豆瓣上有位作者“潜潜”，对此也有非常精彩的评论，但由于其发表有“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的版权声明，因此不能转载于此，请稳步至http://book.douban.com/review/5157998/阅读。我始终有个疑问，虽然然马克思已经去世近130年，但是，在某些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士面前，他是否会再次否认呢？     第二位否认自己的是凯恩斯，这位在1929年到1933年初世界第一场经济大危机中拯救了美国经济学家，在离世前说过：“我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对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评价说http://xuxiaonian.blog.sohu.com/152773754.html：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可行性。     但是， 凯恩斯主义问世前，各国基本上奉行“量入为出，略有盈余”的原则，和百姓居家过日子同一个道理。凯恩斯打破了这一传统，他说经济萧条时，政府可以增加支出，拉动需求。钱从哪里来呢？无非三条路，借债、加税和印钞。凯恩斯认为印钞不起作用，加税则减少民众收入与消费，发债是最佳的政策选择。 萧条期间政府增加开支，如同人在情绪低落时，吞下两粒摇头丸，立即神灵活现。问题是摇头丸不能当饭吃。尽管不是凯恩斯的原意，凯恩斯主义者都把止痛的鸦片当成一日三餐，救急性的赤字政策常规化，政府负债越来越重。希腊只是第一个倒下的瘾君子，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还有不列颠和美利坚，哪个不是一屁股的债？ 凯恩斯主义流行，因为人人都喜欢它。政府自不待说，花钱可以买政绩，买选票，而且手中有钱就是“租”。百姓也喜欢凯恩斯，天上掉馅儿饼，有谁会跟银子过不去？福利开支不断加码，政府雇员旱涝保收，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和“下乡”。     凯恩斯针对他的这些思想为政府干涉经济以摆脱经济萧条和防止经济过热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其应该也看到了政府过度干涉经济而产生的危害和潜在的危害，而政府中喜欢和实施凯恩斯主义的人过多、力量过于强大，以致于凯恩斯在对凯恩斯主义已经没有了足够的影响力，无奈中不得不出面否认。豆瓣上“潜潜”的评论也适用于凯恩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虽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和政府政策，但是，马克思对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对于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否定，应该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也将指引我们调整前进的道路。

    在苏州留园参观的时候，导游问是否知道以前的苏州家庭在生了孩子后有什么风俗习惯，众多同游的人都和我一样表示不知道。一是因为北方人对江南人的习惯大多不太清楚，二是不知道导游问的具体是指什么。     导游跟我们解释说，在以前的苏州，一个家庭生了男孩和女孩后，家长的行动是不一样的。     如果生了一个男孩，父亲会先在门前种一棵梧桐树，希望能为儿子引来一只凤凰；还会种一棵桔树，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刻苦攻读而金榜题名，因种桔而“中举”；还要挖一口水井，水能通海，直达龙宫，将来能跃过龙门，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但在苏州并没有看到太多的井，想必是花费巨大，只能是大户人家才能为之的事情，普通人家也只能酿一坛“状元红”埋入地下吧。     如果生了一个女孩，父亲会在门前种一棵樟树，当樟树长大一定粗细的时候，就有媒人上门提亲。父亲还会酿一坛酒埋起来，等到女儿长大出嫁的时候拿出来招待客人用，是为女儿红酒。如果樟树越来越粗，而女儿一直没有出嫁，埋在地下的酒却因时间长而更加醇美，名字也因此改为“花雕”，取意为“花之凋谢”。出嫁前，父亲会用樟树做成一个长方形的樟木箱，里面装上陪送的二床蚕丝被，意为“长相厮守（长箱丝守）”。     听着这些风俗里熟悉的名词和成语，感觉非常地亲切，也非常地有意思。种树酿酒的风俗习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形成，但已经延续了千年，没有想到，这样的风俗越传越少，慢慢成为传说，在不久的将来，想必一切也只能停留在传说中，听者如闻天方夜谭般了吧。

    以前没有留意过日租房问题，等到了高校工作后才慢慢注意到在第三高教区的学校西门，经常被大爷大妈大叔大嫂们问到“租房吗”，最初的时候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日租房的房东，来学校招揽客户了。 （图片为台湾旅馆业登记证专用标识）     房东们非常地热情，对潜在的房客纷纷主动出击。据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问同行的男女学生，后来问单身学生，到最后连同行的男男学生也开始问了，问的人家很不自在。另据说，第三高教区刚开始投入使用的时候，附近的村民不知道还能靠空闲的房子赚钱，并且认为赚男女学生的钱颜面无光，但后来见上门求房的学生们需求太旺盛，而这样赚钱也极为容易，慢慢就认可了。当越来越多的村民提供此服务以后，客源就严重不足了，于是便由守株待兔转为到校门揽客了。校门附近最多数量的广告也不是学习和辅导班，而是日租房的广告。 （图片为台湾民宿登记证专用标识）     虽然日租房的数量众多，好像还没有听说出过什么恶性事件，不过学校已经三令五申不允许学生出校租房居住，但也没有见政府对此进行取缔，更没有见对其规范。在韩国的时候没有在大学附近见什么日租房，只有Motel和民宿，在日本京都大学附近连民宿也没有见到，便以为日租房是大陆学校附近独有的事物。没想到，在浏览台湾某大学网站查找资料的时候，在学校官网首页发现了这样一个标题，“「日租套房」為非法旅館，為個人安全請勿入住”，下载了文件一看，竟然是“「日租套房」Q&A”，原来，日租房对于台海两岸的高校来说都是个重大问题了。大陆对于日租房采取的是默许的态度，而台湾刚直接宣布为非法了，看来，还是台湾当局的态度更为鲜明一些。   「日租套房」Q&A Q：日租套房是什麼？合法嗎？ A：所謂「日租套房」是近幾年興起的一種旅宿型態，通常隱藏在都會公寓大樓內及都市鬧區民宅中，藉「民宿」之名或是登記為「租賃業」而經營旅館業務，然而其並非合法的旅館，因旅館營業須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設立登記尚得營業。 這些非法旅宿因為未向主管機關辦理旅宿登記，公共安全堪虞，加上不肖份子假借網路行銷手法詐騙旅客住宿的案例，時有所聞，為了住宿安全，切勿隨意上網選擇未合法的旅館或民宿，以免發生不可預測的意外事件。 Q：在都市內的「民宿」是合法的嗎? A：依民宿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民宿之設置有地區之限制，不得設立於都市計畫範圍內，因此在都會區見到的「民宿」必不屬於合法民宿。 Q：日租套房既方便價錢又親民，為什麼不合法? A：合法之旅館必須由地方主管機關會同相關單位共同會勘，確認營業環境之安全性，俟發給旅館業登記證。 日租套房為非法旅館，未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即經營旅館業務，此即表示日租套房並未經過相關單位檢核，衛生、消防及建築之安全性均無法保障，如有意外發生，將損及民眾權益。 Q：如何挑選合法旅館或民宿呢? A：可以上交通部觀光局網站上「住宿指南」查詢，亦可向地方主管機關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