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乌坎村村民选举，图片来自《新京报》网站）

    一个偶然的机会近距离观察了一场村委会选举，并且与在当地乡镇官员的接触过程中，了解了村委会选举的一些特点。

    一、乡镇党委对于选举的介入很少。只是从工作角度对选举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虽然派出了包村干部，但并没有有意或者无意影响选举，保持了中立。取得了多名候选人的信任和尊重，也得到了选举委员会、村民代表和全体村民的认可。

    二、候选人的产生大体以宗族为主。现在单一姓氏的村子不多了，大多是杂姓村，基本各姓都会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有的候选人是自己主动站出来毛遂自荐地参加竞选，有的则是被宗族或好友撺掇着推出的。并不是所有的候选人都会坚持到最后，有的候选人会进入到委员选举的环节，有的则从最初的村民反应中即退出，而转为支持其他候选人。对于姓氏比较大的村子，同姓氏的人也可能会出现多个候选人，这就需要家族中有份量的人出来斡旋，力争形成单一候选人以对付其他姓氏候选人。

    三、候选人都有自己的竞选团队。每名候选人都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团队，以家族近支和同学等为主，虽然没有明确的名称和运作制度，但已经做了非常精细的分工，包括去探听其他候选人的战略等。竞选团队的力量强弱对于竞选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竞选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财力的支持体现在三个方面上，一是竞选团队的运营上，涉及到吃、行（汽车若干）、用等方面，不能让团队成员自掏腰包。二是体现在拉票上。虽然上级要求不能贿选，但是，拿钱买选票在现实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没有钱没有票。三是政绩上。做了三年村主任，怎么也得出点成绩吧，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没有村办集体产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村主任个人的财力来弥补了，拿钱做公益或者做产业。

    五、选举的背后是金钱的角逐。有的村既没有集体经济，也没有外来的资金注入，村民对于村主任职位并不太注重，有的村主任一干就是十几年。有的村或有村办经济，或有外来资金注入，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于村委会主任职位就比较看重了。各家族或者各势力就会积极加入选举的阵营，或者是亲自披挂上阵，或者是推出自己的代言人。如果村中有强劲势力一枝独秀，那么选举就会波澜不惊，候选人或者背后的利益集团拿出一些钱来搞搞村里的公益，或者象征性地给村民发一些实物，就能拿下选举，但是，如果几股势力势均力敌，那么选举就会比较激烈，甚至是惨烈了。除了财力的较量外，有的甚至会用不能上台面的手段向对手抹黑。不过，这样的做法，不仅对手不服气，村民也会看不起。

    六、村民十分渴望改变现状。农村发展缓慢是不争的现实，因此，村民都希望通过当家人的调整来加快当地发展步伐。一些75后、甚至80后开始走上村委会主任的领导职位，也强迫一些50后、60后的人员退下。个别地区还出现了90后的村官。

    七、对于当地发展没有规划。村委会的选举只是当地力量的角逐，并不是发展战略的胜出。村民依照某种判断标准投票给特定候选人，而这标准中，当地发展的比重极小，或者也不清晰，村民投票只是凭感觉。

    但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经济因素还是村委会选举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报导说《女大学生连任村官，家族为其竞选3年投560万》http://edu.163.com/12/0130/14/7P19C78N00294JB8_all.html，这并不是简单的个案，在中国，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我了解的几个村委会选举个案中，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当选，让我想起了一中一西两句谚语。中国的谚语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西方谚语是：Money talks。

    我是铁道部网购火车票政策的受益者。最近几年，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一直过着双城生活，因为火车的安全、正点、舒适性、经济和可工作性，我选择火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几乎每周都要乘坐两次火车往返于两个城市。另外，还有时不时地出差，我一般也会首选火车为主要交通方式。这样，每年的火车票都达百余张。最为头疼的事情就是买票，要去车站售票处、去火车票代售点买票，要精确计算和核对出行日期，以防出现买错了车票而不得不费时费力地退票或改签的事情。也曾数次买了车票，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出行，又不想去排队退票而让车票作废，对于个人来说是经济损失，同时，也由于买票占有而没有使用火车出行，致使本来就稀缺的公共资源形成了浪费。

    铁道部购票网站的出台大大方便了我的出行。因为我的双城之间的普通T和K字头的车票和D字头动车票的价格相关不多，所以自从www.12306.cn网站开通以来，我就成了该网站的忠实用户，至今已经购票几十张，一般都是采用网上订票，提前适当的时间到车站去打印纸质车票，然后检票出行。网上购买火车票大大节省了我的时间，减少了我无谓的出行，提升了我个人的时间利用率。但从我第一次使用该系统开始就有一种顾虑，部分出行者购买到心仪日期和心仪时间火车票的机率是否会减少呢？不过，当时的顾虑还属于多余，因为网上出售的车票只局限于高铁（G字头）、动车（D字头）和城际（C字头）的车票，而这些车次除了节假日和每天的特殊时段外，基本上都没有达到满员，有的上座率比较低，供需矛盾还不明显。但随着网络售票工作的推进，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一些群体将因为政策原因买不到出行的火车票。

（图片来自网络，谢谢作者）

    造成部分人群难以买到车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在政府大力开通动车和高铁网络的同时，大幅减少了普通列车的数量。出行者不得不支付较之从前高很多、或者数倍于从前的出行成本，部分出行者将无法负担负担高昂票价而宁愿受罪坐慢车但不可得。以京沪高铁为例，在京沪高铁开通后，京沪间原来5趟动卧列车取消，两对T快列车也只剩下T110次。高铁最便宜的二等座也要555元，用时5-5.5个小时，动车硬座410元，用时8-9个小时，而普通列车T110硬座才179元，硬卧最低只要306元，用时11.5小时。与T110次特快相比，动车节省时间不明显，而硬座价格已经翻番，高铁节省时间较多，但却是硬座价格的3倍。京沪间还现在仍保留了一列普客1461次，但全程耗时超过20个小时，硬座车票最便宜158元，卧铺价格也在300元左右，性价比明显不如T110次列车。很多出行者因为购买不到普通列车而不得不被高铁。

    第二个原因是数字鸿沟的存在。那些不懂得上网，或者没有时间上网，也或者不方便上网的人，与网络购票所需的软硬件条件之间存在一个很难逾越的鸿沟。我国网民总数已经是世界第一，没有接触过网络的人越来越少，但是，通过搜索引擎定位购票官方网站、注册用户名、银联网注册银行卡、查询余票信息、下单、支付等等一系列活动，不是初涉互联网的人群所能完成的。对于部分低收入人群比较关注的低价票，之前是不通过网站销售的，只要提前十天或者某一时间段去车站排队，是有可能买得上目标车票的，他们的竞争者就是排在他们前面的排队者，是可以数得过来的群体。但是，随着所有的车票都上网发售了，他们的竞争者很多已经隐在了网络后面，再也看不到。当他们好容易排到售票窗口的时候，很可能听到的是一句“没票了”。

    我于昨天在天津南站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说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我在去售票大厅的自动售票机上换取纸质车票的时候，看到一对40多岁、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女在旁边另外一台自动售票机前查询车次，边查询边说，怎么连站票也没有了。看到我打出票来就过来问我怎么买的票，我说从网上订购的，现在过来取纸质票，他们的表情很吃惊，应该是第一次听说。听我解释了一番流程后，从他们的表情看这事应该很复杂并且搞不定，男的对女的说，可以让某某某来帮助订票，我想这人应该是他们认识的人中间对于电脑比较在行的人吧。我问了一下他们的情况，想25号去上海，在自动售票机上查询了一下，所有的车次都没有票了，我说你们往后推几天吧，反正不着急走，就点了一下能够预售的最后一天，经过查询，他们想买的T或者K字头车票也已经没有了，并且是连站票也没有了，我没有推荐他们买高铁票，不想看到他们对于高票价而出现的尴尬表情。他们说回去商量一下，并且对我向给他们介绍如何从网上买票表示感谢。很朴实和有礼貌的两个人，是我们社会的大多数群体，应该受到政府更好的关心和帮助。

    今年春节早，春运也提前到1月8号开始。为此，铁道部门加大了运力，将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召回整改的54辆中国北车CRH380BL动车组陆续投入运营。京沪高铁也相应调整列车运行图，增加班次。新的京沪高铁运营图已于2011年12月12日0时起实行。调整后的列车运行图，京沪高铁共开行92对，其中，时速300公里动车组列车由39对增加到65对，时速250公里动车组增加两对，至27对。普通列车的调整数量没有提及。可以想见，动车和高铁将是京沪线上春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很多人不得不被动车和高铁。

    对于实名售票，国人呼声由来已久，为的是消除票贩子的加价盘剥。提供更多、更便捷的购票方式也是方便乘客的创新之举，但是，这也应该考虑中国的国情，当互联网应用尚未普及，数字沟通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网络购票事实上已经剥夺了部分出行者的购票机会。增加普通车的数量，大幅增加动车数量，减少高铁列车数量，让尽可能多的人群能够买得上票，坐得上车，然后再根据客流情况适时调整三者之间的比例，通过乘客的需求导向而不是铁路部门的供给导向让不同的群体能够各取所需，才能真正实现“出行有其票”的和谐景象。

    为了严格兑现去年同一时间的“勾指相约”，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做客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民生。当被问到反腐问题时，温总理回答：“从长远看，我们还是应该实行政府领导人财产公开制度。但是我们现在先走第一步，那就是要如实申报个人收入、财产状况、家庭主要成员包括子女的从业情况，并且接受审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腐败。”而领导人收入和财产申请能否防止腐败的问题，实践早就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我国现行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早在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199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申报的收入范围很有限，仅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企业单位的负责人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领导干部的收入申诉工作由组织人事部门负责，申报范围不公开。从1995年开始推行收入申报制度以来，虽历经16年，但是申报的范围和方式基本没有改变，并没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政府治理模式的改变而做相应的调整，因此，收入和财产制度的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脱吧!到你了!》走红网络,数千网站转载,其中一个帖子跟帖过千页

    我在该制度实施之初就负责原供职单位七名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工作。当时非常激动，认为该制度的实施具有很强的社会历史意义，对于遏制当时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会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认为，我们的政府在向透明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方面积极推进着。因为当时是新生事物，也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而财产申请也个事关党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个人的非常重大的问题，有些担心自己出了差错而产生不良的后果。我首先向分管我部门工作的处级领导请示如何办理此项工作，又向负责此项工作的上级组织部门请示工作，综合两者的意见拿出的方案是，先由我会同财务部门在申请表上为领导填写“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项，然后再向领导当面核实“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我记得一个领导对于此问题的回答是“你给我的？”既然领导如此回答，所以就赶快在相关项上填上无让领导签字了事。当我拿着填好的申报表上报到上级组织部门的时候，该处室负责人将申报表随手放进抽屉，说，没事了，请回吧。当时我就知道，收入申报制度只是纸上谈兵。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 金凤官）

    通过财产、收入申报制度来遏制腐败，是一项已经被世界经验证明了可以有效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制度，但在我国却成了一纸空文。很多专家和学者在申报主体、申报范围、完善法律、加强监察、强化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但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些措施也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有两个关键的相关制度在我国是缺失的。一是完整的资信系统。包括银行存款、证券、房地产、负债等的完整信息。当前，我国的资信系统建设严重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功能上也不完善，这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相去甚远，不得不让人产生种种疑惑，是谁在阻碍该平台的建设呢？存款几千万、房屋数十套的官员，难道就没有任何人知情？二是信息公开制度。不管是免费也好，还是付费也罢，西方发达国家的个人资信是可以以一种免费或者近乎免费的形式获得的，因此，不管个人是否愿意主动公开，其资信情况都会被公开的，主动公开收入和财产状况是公务人员、尤其是民选政治人物的负责与义务。据香港太阳报报道，英超球会切尔西班主阿布拉莫域，为参与下月俄罗斯楚科奇地区选举向当局申报资产，令他鲜为人知的庞大财产曝光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2/hongkong110219s.shtml。虽申报的财产引发了俄罗斯人的议论，但毕竟公开就是巨大的进步。

    领导干部收入和财产个人申报的初衷是好的，但从实施效果和社会影响来看，一个不好的政策毋宁没有政策。

    我又搜索到王翔先生的网易博客，读到了悼念最后的八百壮士杨养正先生的帖子http://wangxianghz.blog.163.com/blog/static/127027930201011171246425/。现转发过来，只字未改。

最后的八百壮士走了

默认分类 2010-12-17 01:24:06 阅读180 评论5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杨养正，今天你走了，2010年12月16日星期四，只差十分钟，我们还是没见上最后一面，你带走我一块灵魂。5年相交如一梦，让我从你我曾经的交流中回忆你的一生。

1937年淞沪抗战，你是中国守军88师524团一营一连一排长，在“四行仓库”抵抗日军。在战斗中你左眼被炸瞎，战友们拼死将你拖出战场。

撤入租界后，团长带你们天天操练，盼再回战场。1938年淞沪抗战一周年之日，你们在四周满是太阳旗和米字旗的孤军营中升起中国国旗，引来租借当局干涉，你们拼死护旗，70年后我还能看到你手臂的刀疤。租界方将军官全部拘押，唯一乔装留在士兵中的军官带领大家绝食，“死也要死在一起”。后租界国人准备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以示声援，3天后救回全部长官。此后由团长带领每日“精神升旗”。

1941年租界被日占后你们沦为战俘，你和一群战友被押至安徽挖煤，伺机逃出被新四军所救。后遇第五战区人员，你们中所有未负伤者换上军装重上前线，从此再无音讯。

你们三个伤员为回陪都重庆，风餐露宿，步行整整三月。经湖北遇大雪，凌晨恍惚间以为天亮，起身赶路，几小时后饥寒交迫才知道只是早上。入四川后你看着整船整船的年青士兵往下游前线送，独未见到有送回来的。

在重庆伤残军人院时，你与赵孝芳相识相爱，当时她还是个中学生。你们没完婚，因为日本人还在，你不知道是否哪天要重回战场，留下姑娘一人。1945年8月16日 ，你们终于成亲，因为前一天日本投降了。从此这个女人照顾了你65年，每次我来，抬头看她时，她的眼神总是停在你身上。

后来你不打内战退伍了，再后来，文革受牵连时儿女们才知道你的过去。2005年，因媒体的报道和牵线我们相识，此时你已双目失明。你总因我的滴水之举反复感谢，但你知道吗？应该感谢的是我，因为我的祖父母当时正因躲避战火逃离上海，是你们在背后掩护他们。

这是你被人所知的一生，但还有太多东西，你自己也不知道。

比如你不知道，当我遇见电影人沈寂先生，向他求证你们在孤军营绝食救长官之事，沈老连声说是。他自己当年就在苏州河对岸观战，边看边哭，因为他见到你们营一个个士兵就为在仓库顶上挂国旗，接连被机枪打得粉碎。

比如你不知道，当我把自己写的第一本书的压轴段落献给你，看着你太太在你耳边轻声念给你听时，我有多么光荣与满足；

比如你不知道，我有时多希望儿子快快长大，能带来让你抚摸一下当年上海难民的第四代。今天看到你们把我儿子的照片放在屋子中央，还在上面扎个小花，我有多么后悔没在8月看你时带上他。

你还不知道，你说要走在家里。你太太心脏刚恢复些，今天下午就急着出院回家，忙着在你床上铺被子，还把脚头压厚，怕你着凉。你躺在救护车上往家去的时候，她就在小区楼下坐着等你。你还是早走了十分钟，没见上最后一面。

你走的时候，身上还是那件格子衬衫，05年你来上海看团长时也是这件。把你从救护车上抬下来时，我突然不知时间为何物，怎么就这样把铁骨铮铮的汉子变成凋零风烛。

在机场买了本崔永元的《我的抗战》，上面有你的照片。抵沪已是晚10点，这个城市已有圣诞的暖意。仿佛有些透明的灵魂，他们头顶钢盔、手握步枪、衣衫褴褛、面带血污，守护着这座城市。他们可以看见我们，但我们看不见他们。

你的兄弟和孩子：王翔

2010年12月17日凌晨

    其实，说来惭愧，对于杨养正这个名字，印象里看到过，但是对于其传奇经历却知之甚少。我不是有意忘记历史的人，但正如叶檀女士所评论的，“有时我们这个民族是太健忘了。”

    在网上继续搜索少校杨养正、也是老兵杨养正的资料，看到了方军先生的新浪博客。方先生以《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最后的老兵杨养正谢世》为题进行了报道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c5b67a0101770n.html。方先生的博客里公布了杨养正先生的若干张照片，现转发过来。（未经方军先生许可）

笔者曾经采访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机枪手杨养正

抗战爆发前的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保卫战指挥官谢晋元的照片

少校杨养正这张照片，是1944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军官证上面的照片。

97岁杨养正的其他人生经历的照片，均在历次政治运动及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毁掉了。

中国政府军抗战将士负伤证件

淞沪抗战中向上海守军进攻的侵华日军鬼子兵

杨养正曾经获得的国民政府颁发奖章证件

杨养正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年时又见到谢晋元团长的情景（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提供）

杨养正时隔数十年又到淞沪抗战英烈纪念碑前见到当年的战友（淞沪抗战纪念馆提供）

张治中将军在1943年和杨慧敏合影，杨慧敏曾经冒着枪弹游过河给四行仓库将士送去一面国旗。

1960年在重庆卖酱油、醋、副食品的杨养正一家

杨养正女儿手拿父亲的照片，满心自豪。

四行仓库八百张士最后一名老兵杨养正，因病于2010年12月16日下午5点25分在重庆逝世。享年97岁。

杨养正原名杨得馀，生于湖北随州。1933年入伍，淞沪会战前任88师524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淞沪会战后期，他在谢晋元团长的领导下，坚守四行仓库四天五夜。

1937年10月31日，杨养正所在的部队奉命撤入租界，被租界解除武装，送进“孤军营”。

1941年-1942年底，杨养正先后被日军关押在宝山营房、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安徽芜湖对岸裕溪口，后成功逃出。1944年初，淞沪抗战中四行仓库保卫战12位官兵，受尽千辛万苦、辗转千里回到重庆。四行仓库八百勇士的幸存者们受到了陪都重庆，受到了四川军民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勇士们忠贞勋章，29岁的杨养正被提升为少校军衔军官。1944年住进重庆长寿第九教养院。

1949年，全国解放，杨养正被安排进入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工作，先后生育5个子女。1977年至今，退休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

抗日战争胜利的2005年，被遗忘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幸存者杨养正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人民没有忘记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之一的杨养正，人民将永远记住抗日战争中的英雄。

2010-12-16

    王翔先生和方军先生的博客都对杨养正先生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王翔先生并没有提到人民对于抗日战争中的英雄是否能永远记住。但从两位博客透露出来的信息看，各级人民权利的行使者和代言人却没有为抗战老兵做什么。一个个，一批批抗战英雄就在不同政见的路线影响下，在成王败寇的思维模式下，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历史的阴影里，继而被健忘的我们给忘记了。

    王翔先生在悼念杨养正先生的文章最后落款为“你的兄弟和孩子：王翔”。对于一个享年96岁的老人如此称呼，普天之下，谁又能够？

    读了一下屏南县的公布，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该公共一共三段，第一段说了一下县委、县政府的立场和行动；第二段是县纪律和监察局所采取的措施；二是教育警示。从字数上来看，关于县委、县政府的立场和行动部分最多，处分部分字数最少。公布说，“现任县财政局局长游代进、县人事局局长张功成在招考聘用过程中确有失职，负有责任，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此次内定招聘事件引起了全国众多网民的关注，并被很多媒体转载并报道，对于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坏的损害，但当地县委和政府却只认为造成了“不良影响”，真不知道什么程度的事件才算是重大影响。

    该公告还说“11月26日，县政府研究，决定对县财政局局长游代进、县人事局局长张功成进行停职检查”。根据2005年4月27日通过、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公务员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而2007年4月4日国务院第173次常务会议通过，并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六条，沿袭了上述的规定。也就是说，针对国家公务员的处分规定中，并没有停职检查这一类。而《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了五种处分形式，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也没有停职检查的规定。因为，停职检查既不是党纪处分，也不是政纪处分，却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庙堂。连游代进局长都自认为应该辞职，而县政府只认为其停职检查即可，护犊之情心切啊。不知道是不是与已任厅官的原县主要领导有关。但原县领导“陈某深表自责和歉意，并希望得到社会公众的谅解”http://news.sohu.com/20101126/n277923223.shtml的表态，并没有道歉和辞职的意思，也应该不会让下属的下属当自己的替罪羊吧。

    根据之前各地政府的经验，一般会采用责令事件责任人辞职度过舆论高峰期，然后找机会令其再复出的方式，但屏南县政府的做法将这一环节也省略了，不辞职，只公告停职，然后可以随时复职，在讲究效率的当下，这还真不失一个节省时间和成本的好办法呢！利用手中的公权利，使用掌握的公共资源而谋私利，竟然受不到相应的惩处，难怪人们会前赴后继地为之呢。想想不久前韩国统一部部长，为其女儿被政府特招道歉和辞职http://uniroot.net/archives/741.html，就能发现，民主可以让责任人有责任感。

    由於之前中國對稀土的出口極為鼓勵，形成了低價傾銷的現象，於是日本如同之前買來中國的煤炭填海一樣，故伎重演地將稀土这種足够使用数十年的资源用来“填海”。也就是說，即使不從中國進口稀土的話，日本現有的稀土儲備也足以供日本使用幾十年，更不要說日本可以開闢新的進口源。日本新任经济财政大臣海江田万里呼吁中国“尽快”取消出口限制，并表示中国在两国外交争执期间对日本实行的事实上的稀土出口禁令，将促使东京方面寻找这些战略矿物的新来源。日本新財政大臣之所以有這樣的表態，其深意有三。一是顯示出一幅可憐相，讓人覺得日本是受害者。二是顯示出一幅緊迫相，讓人覺得中國確實是扼住了日本的命門。三是顯示出一幅無所謂的樣子，你不賣但總會有人賣給我，無非是比你貴些罷了。

    今天從《朝鮮日報》看到一條消息，“日本開發出無稀土汽車發動機”。新聞轉引《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政府下属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开发出了完全不使用稀土类金属的混合动力汽车发动机。通常，制造混合动力汽车发动机时需要稀土类金属。稀土的化学性质稳定，而且导热效果十分好，因此是制造汽车发动机、芯片、计算机、发光二极管（LED）等的必需品。此次开发的发动机虽然没有使用稀土，但仍可为混合动力汽车提供充足的动力，而且还可以轻易获得制造材料，因此，成本比使用稀土的发动机更加低廉。

    這條消息讓我感到意料之外，但也在意料之中。從20號禁止出口稀土到30號發佈消息開發出無稀土汽車發動機，只有短短十天時間，完成一個完整的研發週期根本是不可能的。唯一行得通的解釋是，日本早就開發出了這一產品，只是等到現在才公佈消息。日本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民族，有著非常強烈的危機意識，日本的戰略計畫早已經針對中國可能的變化進行了提前預演，並制定出了切實可行的計畫，這才有了你禁止出口稀土，他推出新產品的情況。我們的稀土戰略在日本的充分準備下，已經推動了戰略意義。但是，這也有助於我們的決策者認清日本的真正面目，也有助於決策者摸清日本的路數。日本手中的牌會越來越少，而中日較力也才剛剛熱身。

    西元2010年8月15日5時28分，天安門廣場下半旗，對甘肅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遇難同胞表示深切哀悼。這是繼2008年5月汶川地震和今年4月玉樹地震後，國旗第三度為普通國民而降。上午10時，舟曲在泥石流廢墟為遇難同胞舉行哀悼儀式。2010年8月7日夜至8日淩晨，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突發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截至14日16時，泥石流致使1239人遇難，505人失蹤，解救1243人。這是2010年以來，讓人悲傷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唯一設立了國家哀悼日的災難。

（图片截取自搜狐网）

    這次舟曲哀悼日與前兩次相比較，有了很大的進步，最主要的象徵就是哀悼有了主題：“三江嗚咽奈何舟 七弦清泠安魂曲”。不知道是不是政府的統一安排，我看到很多網站都是以這幅對聯為題目的。這副對聯對仗工整、意神貫通，另外，此聯還是一副嵌字聯，對聯兩句的最後一字嵌入了“舟曲”二字。查詢了半天未見出處，但此聯絕對為整個哀悼活動增添了幾分凝重和悲傷。

    哀悼的儀式是正式而莊重的。儀式分為兩大部份，一是由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北京舉行，二是在舟曲县城关镇东街村泥石流灾害发生现场廢墟上舉行。對於這樣的儀式，我個人是非常贊同的。從官方的角度來看，首先，儀式可以營造一種悲情氛圍。對於死難者的悼念活動，可以看作是一種群體喪禮。張鳴教授在《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中寫道，“喪禮往往是某種集體行動的引子，在喪禮的儀式中，參與儀式的人往往會產生群體凝聚力。”“這樣悲壯的儀式，用音樂、哀歌加上死者的遺像、旗幟、服飾，統一一致的行動，營造了某種特別打動人心的悲情氣氛。”但是營造悲情氣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實行進一步的社會動員，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堅強領導下，眾志成城，迎難而上，頑強奮戰，最大程度地搶救被困群眾，最大程度地減低災害損失，最大速度地進行灾後重建。

    其次，哀悼逝者可以表現出生者的敬天憫人。自然面前，生命是脆弱而渺小的。對於災難發生的原因，政府給出的原因是遠期為汶川地震，近期則“前有大旱、后逢豪雨”，但是，最近60年的林木亂砍濫伐讓歷史上的“隴上江南”成為昨日則是不爭的事實。藉助這個儀式，可以讓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係，難道與天地斗真的“其樂無窮”嗎？真的能“人定勝天”嗎？

    最後，儀式是對“禮”的回歸。古人是很重視“禮”的，認為“禮”是規範社會的標準，最最高的價值觀。而當前社會，國人的價值觀已經被“錢”給統一了，一些人為了錢可以不擇手段，可以無惡不作。按照被眾多國人批判過的孔子的說話，已經到了“禮壞樂崩”的年代了。而悼念儀式則是“禮”的恢復與回歸，也是推動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步。

    但是，根據觀察，很多人對於這樣的一個哀悼日越來越不重視，有時候覺得不可理解，打開電視除了中央二套的財經節目外，只有一個頻道，收音機里也是只有一個頻率。雖然誠如孔子對子貢所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 ‧ 八佾第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表明“禮”是需要傳出一定代價的，但是，我們也可以將代價限定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根據國務院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10年8月15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也就是說整個懷念活動應該由政府主導。但整個活動雖然是由甘肅省代省长刘伟平主持，卻安排了甘肃省省委书记陆浩以及舟曲县县委书记范武德做簡短的發言，總體而言，政府的聲音顯示弱于黨，這從一個方面也說明了中國當前黨政的關係。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之所以偉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對外來先進文化的吸收，遠的如此，晨練公園的交際舞、黃昏街頭的檯球，最近的則如高爾夫球。

    前些年，中國各地雨後春筍般出現了高爾夫球場。在韓國的時候，一家韓國企業的CEO對我說，據他所知，最好的高爾夫場在中國，然後如數家珍地和我說了很多高爾夫球場的名字，青島的、北京的、深圳的等等。他問我去過那里，我只有慚愧地低下頭。每次回國的時候，總能在仁川機場、北京機場、天津機場等地看到托運高爾夫球杆的韓國人，他們通常會週末到中國來打高爾夫，並不是他們想來中國消費從而拉動中國的GDP水平，而是因為韓國的高爾夫消費太高所致。漢城人去濟州島打高爾夫的費用比去青島要高一倍，所以，韓國人寧可走出國門而到中國來渡週末。高爾夫向來就是一項花錢的運動，不只是一般的中國人無緣涉足，對於人均國民收入是國人8倍的韓國人也不覺得不便宜，對於比韓國人均國民收入還高的德國人來說也是如此。有一期韓國人氣節目《美女的嘮叨》中，一名德國美女說，在德国高尔夫是有钱人玩的，不理解为什么韩国有人對這項運動如此地趨之若鶩。幸好這位美女沒有生活在中國，否則，她的嘴巴一定會合不上的。

    據新華網報導，“温州“最牛高尔夫球协会”领导半数是官员”（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8/13/c_12444532.htm）。報導稱，8月9日和10日，《溫州日報》《溫州晚報》分別刊登半版和整版套紅廣告，慶祝溫州高爾夫球協會成立。其中，溫州市20多名現職副廳級至副處級領導幹部名單和職務赫然在目，並分別擔任主席（會長）、名譽副主席、名譽副會長、副會長等職務，佔據協會領導席位的“半壁江山”。溫州市高爾夫球協會的主席是由溫州市人民政府一位副秘書長擔任。其中名譽主席一欄4人，全部為溫州政府高官。包括人大副主任、政府副市長、政協副主席，他們都是現職。名譽副主席16人中，除一人為國企高管外，餘者全部為黨政幹部，其中還有一位紀委常委和一位紀委副書記，溫州市公安局副局長也赫然其中。一個普通的體育協會，能夠請得如此眾多的官員兼職做協會領導，其能量也大啊。

    事後，浙江省副省长、市委书记陈德荣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对溫州市部分党政干部参加温州市高尔夫球协会问题进行研究处置（“温州市委书记连夜开会 处置官员参加高尔夫球协会”，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2426992.html）。根據報導：

     会议强调，一定要严格依纪依规处理，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工作。
　　市领导赵一德、朱贤良、曹国旗、徐宇宁、王昌荣、葛益平、仇杨均等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得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不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不得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和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这次我市部分领导干部参加温州市高尔夫球协会一事，尽管存在市高尔夫球协会进行炒作、甚至有未经当事人同意就在媒体上刊登广告的情况，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思想认识不深、廉政意识不强、对自己要求不严。对此，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和足够重视，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严格依纪依规处理，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工作。
　　会议对我市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参加温州市高尔夫球协会问题提出以下处理意见：第一，市委对此事要承担教育不够、管理不严的领导责任，并以此为契机，认真开展党风廉政思想教育，严格执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进一步完善有关管理制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第二，市委责成市纪委迅速查明此事，查清前因后果，明确相关责任。第三，对相关的人和事，要分清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凡是参加高尔夫球协会的党政干部，一律无条件退出；对知情而参与的，甚至拉别人参与的，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视情再作处理；对违反规定参与打高尔夫球的，由市纪委提出处理意见并进行处理。第四，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牵头，民政部门参与，对协会等各类社会团体、民间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凡有党政干部违反规定兼任职务的，一律整改到位并依纪依规进行处理。第五，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应承担管理不严的直接责任，并且要求市高尔夫球协会实事求是地澄清事实、说明情况。

    對於違反了黨紀和國法的人們，開個會糾正一下就完了，到現在也沒有見到有什麼後繼措施，也沒有見兼職的領導們有什麼樣的舉動。應該是開會整改就算是整改了吧。

    再回到熱愛高爾夫運動的韓國，不管是企業界還是政府機構，對於打高爾夫的限制都是非常嚴格的。經營韓國最大的門戶網站NAVER的NHN公司為了嚴管公司職員或可能發生的職務腐敗行為，面向部分部門職員通知“要在公司內會見外部企業人士”和“禁止打高爾夫”等方針（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7/07/18/20070718000017.html）。韓國市值最高的公司三星電子認為，三星幹部不但要接受能力和業績考核，而且還要接受首先考核。對於高級幹部，監查相關部門對其異性關係、玩股、高爾夫、賭博等部分進行調查。三星電子員工被明確告知，如果要在三星電子出人頭地，就要遠離女人（男人）、股票、高爾夫和賭博（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7/01/30/20070130000020.html）。

    韓國政府對於幹部打高爾夫的要求更為嚴格。2006年3月1日，韓國時任總理李海瓚沒有出席在首爾世宗文化會館舉行的“3.1”節紀念儀式，而是一大早乘飛機來到釜山，在上午10點左右，到釜山一家高爾夫球俱樂部與釜山商會主席預定人選等地區商會成員們分成兩組打了高爾夫。而當天，也是鐵路罷工的第一天。這場“高爾夫風波”被媒體報導後迅速發酵，十多天裏韓國上上下下沸沸揚揚。國務總理李海瓚先向國民道歉，後在3月14日，向訪問非洲回國的盧武鉉總統表示，“因本人原因，連累總統，深表歉意”，並提出了辭呈，並於15日得到了批准，結束了2年的總理職務。與其一起參加了“高爾夫聚會”的教育部次官李基雨表示要為其行為負責，並於同日遞交了辭呈。

    與我國同屬儒家文化圈的韓國將高消費的貴族運動“高爾夫”球視為洪水猛獸，而我國卻甘之如飴，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除了我們的組織要對違法違紀的官員嚴加處理外，官員自己首先也得樹立責任意識，並能邁出為自己行為負責的第一步。

五部委要求玉树地震捐款交由政府使用

2010年07月30日 17:35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民间捐赠资金需全部拨付给青海省，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

【财新网】（记者 兰方 30日发自北京）青海玉树地震的民间善款，将一律“官用”。

2010年7月30日，由民政部、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下发的《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正式发布，要求各捐赠接收机构将捐赠资金全部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

审计署于7月29日发布的《关于玉树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跟踪审计结果》（下称《审计结果》）显示，截至7月9日，全国共接收捐赠款物106.57亿元（资金98.11亿元，物资折款8.46亿元），除去已用于应急抢险的8.14亿元，全国尚结存98.43亿元。

对于这些捐赠资金中的定向资金，《实施办法》提出将尊重捐赠人意愿，优先安排捐赠人定向重建项目。但对确实无法落实或确需调整的定向捐赠资金，则由青海省提出调整意见，并反馈捐赠接收机构，由捐赠接收机构商捐赠人同意后，再调整使用。

至于其中的非定向资金，则由青海省依据《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及包干方案统筹安排使用。

民间善款通过社会组织向政府汇集并由政府统一使用，这意味着基金会等机构的独立私法人地位被忽略。其角色，仅仅被定位为“向青海省提供捐赠资金总规模、定向资金规模及定向项目清单、非定向捐赠资金使用建议”。

事实上，自1998年抗洪救灾开始，每次全国性救灾活动中的民间捐赠，均需“集中归口”，或上缴民政部，或上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中华慈善总会。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760亿元民间善款中，有80%以上的捐赠或者直接捐给了政府部门，或者通过少数慈善机构进入政府部门，形成了“民间组织购买政府服务”的格局。但即便如此，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所接受的社会捐赠资金仍可由这些民间组织自行安排使用。这笔资金大约有74.11亿原，占到整个救灾捐赠的11.36%。

然而，根据此次的《实施办法》，各捐赠接收机构的捐赠资金需全部拨付青海省；项目的组织实施也由青海省统一负责。

在民政部于4月18日下发的第一个有关救灾捐赠工作的文件中，仅要求民政部“协调”两个总会和其他基金会将所募资金统筹用于灾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4月30日下发的《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使用管理监督办法》中，15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公募基金会则可与政府部门协商沟通，按照灾区恢复重建规划“认领”重建项目。

5月2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也仅提出“地方政府根据规划项目和轻重缓急统筹做好中央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金、捐赠资金和其他自筹资金的安排使用”。

但在重建过程中，青海省方面认为资金过于分散，不利于统筹使用，坚持要求统一归口。经过相关部门的再三讨论，最终促成了《实施办法》的出台。

7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西宁共同签署了《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备忘录》，向青海省提供总额不低于23亿元的资金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7月27日，中华慈善总会代表全国各地慈善会系统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赠23亿元人民币。

但据了解，仍有几家基金会不愿意交出自己接收的捐款，正在向相关部门提出报告。《审计结果》显示，此次审计相关最大的问题，即是部分地方未按规定及时将捐款汇缴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涉及金额1.62亿元。

“这样的规定，是行政行为对民间慈善的干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表示，政府此举的行事逻辑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尽管出于好意，但会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否定公民组织自我管理、行使职能的权利，事实上就是对公民这些权利的否定。”杨团强调，政府要学会去面对公民社会的成长，并给它一定的成长空间。■

    在政府使用民间捐款问题上，以前一直是否认的，后来遮遮掩掩地承认，现在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给明确了下来。灾区重建问题是政府应该负责的，那就由政府拨款来解决好了，大多数民间捐款人最初的目的其实是想交到受捐人手中的，但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不得已由所谓的民间组织来代理。其间，所谓的民间组织的行动与政府救灾一样，也受到了捐献人和民众的广泛质疑，但没有更多相关信息的披露。

    在这个五部委下发文件之前，对于重大灾情的救助，老百姓的行动是两方面的：一是作为纳税人，将自己的部分收入交由政府集体使用，集中使用在了灾区的救灾；二是通过社会捐助活动，包括捐款和捐物，让灾区百姓得到更多一些的救助。现在，这两个途径已经被政府合二为一了，那么以后的救灾活动中，我们还有必要再捐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