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恩芳的博客:-) 管窥中国 - 同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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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是天津师大给硕博楼D座的单身老师们最后的搬家期限,因为7月2日硕士生们就要挺进我们的宿舍,因为7月1号和2号自己在新校区还有监考,虽然不想搬离,但不想让学生们为难,于是30号晚上9点之后,让我刚下班的同学开车分两次将若干行李拉到了春光楼的单身宿舍。去年刚到师大工作的时候,费了很多周折才给安排了一间单身宿舍,房租240一月,电费、取暖费自付,卫生间5人共用,不能洗澡等,对于我这已经习惯了早晚洗澡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习惯,感觉这条件非常一般,但等我29日到了春光楼宿舍一看,感觉D座的单人宿舍的条件真的是很不错了。

    春光楼宿舍是筒子楼,十来户共用一水房和卫生间,卫生间不见阳光,不能洗澡。我用的是阴面,10.5平米左右,推开门后满是晦味,感觉嗓子非常不舒服,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总觉得吸进了很多的细菌。房间年久失修,又因为返潮,四周的墙在一米左右几乎全部都脱落了,这将是我的宿舍,一个栖身之所,也是我见过的最差的房子了。有老师说她南方的家里的卫生间也比房间大,我也听说过闯关东的人住过猪圈,我想大概不会比这房间更差吧,

    学院领导给我出主意说去新校区附近的姚村和付村与人合租一间房子,大概在5、600百块,外加自付水电,但我觉得自己在学校呆的时间不多,租房子也只是存放东西,按照春光楼150元一月、20元水费、外加电费和取暖费的标准我还是愿意承受的,否则,对于师大给我微薄的收入来说,500的房租太贵了。不过就这房子也不是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的,只能住一年,第二年房租200%,第三年300%,以此类推,呵呵,第2年就已经不值了。

    搬家的时候发现D座楼道里有了一点变化,就是我住的二楼的电梯前的窗户的透明玻璃用贴了一层不透明的纸,也就是说,多窗户望出去看不到二楼的平台了。从6月3日学校一女生坠楼到30号,几乎一个月,我们二楼的住户要每天几次看到那个场景,我几乎每次都会想起那个女生横卧的样子。学校终于做了些事情,最主要的原因是D座将成女生宿舍,为了打消或者减少她们的顾虑吧。但是从别的宿舍搬过来的女学生们并不想搬家,问她们原因,是D座的宿舍条件不好:不通透、没有阳台、卫生间不好等等,想想我们这些搬离D座的觉得这是个好地方,并且住着同样的房子,学生们的房租要便宜得多,且不需要支付取暖费,真是讽刺。

    现在住的春光楼的名字真是不错,让人浮想联翩,但现实却将想象击的粉碎。第一晚睡觉的时候,感觉晦气太重,不利己将毛巾弄湿了盖在鼻子上,感觉好了很多,我得买两个口罩预备着了。

    在哈尔滨参加第二届东北亚区域发展论坛最大的意外收获就是认识了上海的倪老师。这是我二次就业后参加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看看前辈学者们都在研究什么,好调整自己的定位。当然,我之所以能参加这次会议,主要还利益于我的教授从韩国参加这次会议,我才得以以陪同人员的身份得到邀请,其他的受邀请者大多是功成名就的学者大家们,象我这样的是少之又少了。不过在我拿到组委会的邀请函之后,还是认真仔细的准备了一篇论文到会议上交流。
    先陪同教授到了黑龙江大学的哲学和公共管理学院做了一次学术报告,教授用英语完成的报告,PPT也是英文的,但报告组织者还是希望我做些适当的说明,我又充当了一次翻译,之后还有若干次翻译的经历:)和院长、副院长见面介绍后才知道,院长们和我们学院的徐先生、高先生、马院长、吴先生等都非常熟悉,都是很多年的交情了,学术圈子看起来应该不大。
    结束了黑大的交流,第二天上午转移到东北亚国际论坛,会议组织者安排我住到118房间,告诉我说,和我同住的倪老师已经入住了。以前做公务员的时候出差和别人同住过,但和专家教授同住这还是第一次,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这位老师性格如何、有何习惯、自己睡觉打呼噜是否会影响到人家等。
    打开房门看到卫生间有位老师在清洗衣服,四十多岁,人很舒展,精神面貌非常好。虽然自己邋遢,但喜欢卫生习惯好的人:)向倪老师打过招呼,发现倪老师语速非常快,比我已经很快的语速还要快,普通话里还有些江浙口音,刚听的话需要很努力才跟得上。倪老师不太爱笑,比较严肃,但很热心地告诉我房间里可以两台电脑同时上网、房间没有网络但可以和前台要等等。因为教授是第一次到哈尔滨,所以想上街转转,于是我客气地向倪老师说明了一下,就出了房间。
    午饭没有回宾馆吃饭,晚上,教授问我,最近吃烤肉了吗?我说从回来后一次也没有吃。教授说,那咱去吃烤肉吧,我说不必了,还是和教授一起吃中国菜吧。教授说,去吃烤肉吧,你应该想吃了。最后在一名韩国留学生的带领下,到了黑龙江大学附近吃了一顿非常地道的烤肉,喝了一瓶烧酒。
    回到宾馆快11点了,开门进去后发现有倪老师还有另外三位老师在打扑克,见我回去后,他们很快就散了,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感觉搅了他们的兴致。因为我下午接到《青年参考》的郑编辑约稿的电话,所以晚上回来后上网一边看邮箱,一边和倪老师聊着天。倪老师问我一般什么时候休息,我说通常比较晚,并且说到要完成稿子的事情。倪老师说,太晚休息对身体不好,要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过了一会儿,倪老师和我说起了写稿子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和倪老师见面,倪老师愿意和我说工作上的事情,这显示出了对我的信任,我知道,我应该专心来听了。
    倪老师说了很多,关于媒体的分类、优劣评价、如何给大众媒体写稿件、如何区分自己的学术领域、建立自己的学术声誉、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论文写作技巧以及养生等方面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显示出了对后辈的提携、关爱与鼓励,让我受益匪浅。我们还谈到回程的日期,没有想到我们是同一趟火车,但都没有记清车厢号和铺号,也没有查看一下车票。
    第二天会议的时候,我介绍倪老师和我教授认识了,两个人对彼此的研究领域有了初步的了解,晚饭后又到咖啡厅喝了点啤酒。晚上回到宾馆,倪老师感觉不太舒服,大概是酒有点问题。本来想陪倪老师说会儿话的,但由于自己喝过酒的原因,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
    转过天来上午分组讨论会上,倪老师快人快语、直言直语的性格表现的非常突出,但其学术水平和学术观点也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肯定和认可。12点半,教授要去机场赶下午2:30的飞机回韩国,本来我想去机场送教授的,黑龙江社科院的金老师说,不必了,在宾馆道别就可以了。下午我去参观了一下第二十届哈洽会,倪老师则到市区转一转。因为我们是同一列火车,为了等我,倪老师都没有去饭店吃饭,怕我们相互等而耽误了时间。
    到饭店吃了点东西,和组委会老师道别后,坐会务的车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又买了些红肠和大leiba,让倪老师等着,感觉很不好意思。到了检票口,我们拿出车票来一看都激动了起来,我和倪老师竟然是一个车厢,并且竟然是下铺对床,要知道,我们买票的时间相差了整整一天呢,竟然买到这样的票,真有点不可思议了。除了缘分,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了。
    在火车上,倪老师又和我说了些以后应该注意的事情,然后就睡下了,第二天七点把我叫醒,我快到站了。我的睡眠太好了:)到家后没有来得及休息,把推迟了一期的《青年参考》的稿子完成了,然后给倪老师写了个邮件,把两张照片和他要的我教授的论文给发了过去,很快,就收到了倪老师热情真挚的回邮。希望能有机会尽快与倪老师见面,也希望再见面时,倪老师能够感觉到我的努力与进步。  

    第一次去哈尔滨,不是去避暑,而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经费问题不能坐飞机,只能是火车,提前四天买票没有买到硬卧下铺和中铺,上铺睡的实在难受,半夜里跑到走廊的椅子上连坐带躺大半宿,直到快天亮了才上去睡了一会儿。我问了一下下铺的小姑娘,人家竟然是当天买的,真不知道天津火车站的售票系统是什么样的。所以,出了哈尔滨火车站之后,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买回程的车票,一定要下铺。
    从哈尔滨站的出站口到售票大厅的距离有些远,并且明显很破旧,大概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附属设施也不好,路也不平,拖着箱子走的时候总担心损坏滚轮,上台阶也没有斜坡,需要提起箱子才可以。

    进了售票大厅,里面光线很暗,空气非常混浊。售票窗口分类排列,有售当天票的,也有售预售全国十天票的。预售十天票的窗口有三个,排的队列也差不多,就选择了中间一队排了过去。但过了一会儿发现,我这一列的人向前移动的速度明显慢于两旁的人,基本上是两侧卖出三张票,我这一列才卖一张。想想里面的售票员都拿着相同的工资,真是不公平。但排队的过程中发现,没有跑到窗口前面加塞买票的人,这是比大大小小地很多车站都要好的地方,也没有成群的票贩子过来兜售车票。只有一男一女,拿着一张贴有代售点手续票小条的车票过来询问过一次,说是别人给买错了。

    在排队的时候,时常听到轴承转动的“喀喀”声,很清脆,也很频繁,不知道哪里的事情,当自己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排到靠前的位置时发现,轴承的声音来自售票窗口前的一个装置。该装置是不锈钢的,大约80厘米高,立在售票窗口和排列人群中间,轴承处向两侧伸出两个弧形的架子,人可以跟在弧形架子后面向前走,和宾馆等地的自动门原理一样,但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并且,这个装置是单向的,即只能按逆时针方向转动。这样就保证了一次只有一个人通过该装置到窗口前买票,然后从左侧随这个装置出走,同时买票的人可以从另外一侧到窗口前买票。这样既避免了拥堵现象产生,又节省了维持秩序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以及效率损失。

    这个装置被称为一米盘,可以有效地解决我们所大力提倡的一米线不能被人遵守的窘境。该设备成本不高,据我估计大概也就是几百元一个,维护也很简单,是个非常好的创意,也具有非常巨大的使用价值,但在于我们这个非常善于发掘典型、创造典型和推广典型的社会,这项创新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推广,或许是因为这种创新过于简单,不值得宣传和推广吧。
    联想到自己常买票坐车的几个车站,哪一个都是加塞排队成风、维持秩序困难,但为什么却没有人来重视这个一米盘呢?我们的很多社会问题,到底是管理问题还是认识问题呢?

    刚刚从中央电视台10点钟正点新闻中看到消息: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于23日上午6点40分左右在住宅后山上散步,不慎跌下山坡,头部受重伤。他被紧急护送到医院,但最终去世。警方表示正在调查卢武铉的正确死因,以查清是其不小心失足,还是企图自杀。

    心里一惊,赶快上网,打开网络电视,YTN新闻台打不开,MBC正常,播放的卢武铉前总统的“新闻速报”,从新闻中得到的消息是,韩国已经确认卢武铉前总统是“投身”,也就是自杀身亡了。

    按照MBC的消息来源,韩国时间6点50分,卢前总统在离任后居住的庆尚南道峰下村住宅后面的小山上“坠落”,当时身边有一名警卫员陪同登山。8点13分,送到医院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没有意识,9点30分宣告死亡。根据金庆洙(音译)秘书官的说法,卢前总统留下了“遗书”,但内容没有公布。卢前总统居住的峰下村村民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我一直认为,卢武铉在2002年当选、并于2003年出任韩国第十六届总统,代表着韩国社会的先进性,也证明韩国是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国家。一个穷苦农民家的儿子当选民主、工业国家的总统,比曾经作为现代总裁的十七届总统李明博更具有代表性。

    卢武铉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其涉嫌在执政时期从企业家受贿600万美元,卢全部予以否认,说那是其夫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受的。自杀的直接原因是其受到了检查机关的讯问,极有可能得到有罪结论。而其胞兄卢建平已于14日被判处了4年徒刑。卢武铉生前以其廉洁清白为政著称,现在卷入了如果的丑闻,心理上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与其受世人的指责,并将其清点一一展示,不如就此了结,不再受妻儿是否有罪的牵连,以此表示与他们划清界限吧。
    韩国历届总统下台后或被暗杀或流亡或入狱,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但如卢武铉如此惨烈的,还是第一位,这在世界现代史上也不多见。

    我国当前的腐败现象屡屡不绝,甚至愈演愈烈,关键还是我们的制度,规定不严密,追究不彻底,处罚不严厉。我们现在的法律还处于刑不上大夫的层次,当如韩国一般刑能上国家元首的时候,腐败不除都不可能了。再有,就是领导人个人的职业道德问题,如果有了问题勇于承担,敢于承担,对世人和继任者的警示作用应该是很强的。

    终于看完了陆川编剧、导演的《南京!南京!》。据陆川介绍:“南京!南京!”实际上是一句军事口令,用它做片名,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影片的力度。但我个人认为这个理由有些牵强,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知道“南京!南京!”这一日本人的军事口号呢?所谓的力度也只是通过以后的宣传才得以表现出来的。而英文名字《City of Life and Death》就更离谱了,根本没有出现“Nanking”,“生与死的城市”好像说的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管理问题,而不是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所进行的长达数月的屠城。而这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

    《南京!南京!》那段历史可以说采用了全景式的展示,枪杀、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强奸、轮奸等惨绝人寰的场景都出现在了影片的场景中,给了观众极强的视角冲击,确实也起到了非常强烈的效果,使得观众对70多年前的那场民族灾难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也对当时国军的抵抗做了一些描述。但总体来说,在描述的过程中,将特定的历史背景给抽取掉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独立的事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国军弃城、为什么城中还有国军,使得我们无法正确了解国民政府和国军在抵抗日本侵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整个影片只有导演心目中场景的再现,而很少反思。

    我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刚刚看过的《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也是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这其实是一部纪念华人后裔张纯如女士写作《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这同名纪实著作的作品。她著作的英文名字是《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Iris Chang是张纯如的英文名字,而“The Rape of Nanking”而充分显示出了那段历史的暴力和血腥。她想通过她的著作说明一个主题–用生命照亮历史。让我们不再在黑暗中前进。

    “出生在美国的张纯如从小接受西方教育,但在她27岁那年第一次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时,她被祖国70年前所受的凌辱震惊了,更令她震惊的是,大屠杀的真相从未在西方世界被提及,也没有一本英文书籍描写这一事件。张纯如决定站出来用她的笔杆作为武器,为自己的祖国讨一个公道。

    1995年,张纯如回到南京,实地采访了80多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并且发现了几位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外国人的珍贵资料,包括后来被世人认为是客观记录日军暴行的最有力证据——《拉贝日记》。当时,张纯如专程赴德采访拉贝的外孙女,无意中得到了这本差点被拉贝家人丢掉的手记 。”张纯如后来因始终走不出作品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最后于2004年11月9日吞枪自杀。

(上图右侧为1997年12月张纯如所著的《南京大屠杀》,左侧为其2003年4月28日出版的《美国华裔史录》)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关于屠杀的场景不多,大多是一些照片资料。虽然场景再现来的视角刺激强烈,但带给人更多的是对历史的思考。为什么西方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她要做的是利用自己的著作打通向西方的道路。而在她到南京实地采访的过程中,她面临的很大的困难是当局的资料不够。当我们每天要求日本道歉反省的时候,我们自己确切地反省了吗?日本人污蔑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一个重点理由就是,中国的宣传是虚假的,因为中国人自己不能正视历史。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里,采访了否定这段历史的日本人,让我们能够从正反两方面去认识和思考问题。

    在《南京!南京!》里,日本兵角川正雄放走了两名中国放下武器的士兵后,开枪自杀了。这是史实中所不存在的情节。从一定意义上说,《东史郎日记》的作者东史郎先生是对自己的罪行反省就为彻底的和深刻的,但也只是在战后才开始的,而战争期间,从来没有人有过。陆川导演最后安排的这个拔高的情节,可能是他这部影片中最大的败笔吧。
    历史不能重演,但首先国人应该自省!用前人的生命照亮那段黑影的历史!
电影《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主题曲(中文版)

    女性在人们的印象里向来是柔弱的,病中的女性尤甚至。所以,当两位“生病”女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且了解到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时,只能用震撼两字来形容了。二“病女”中,一是“抑郁女”,一是“艾滋女”。
    “抑郁女”邓玉娇,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竹园坪村人。从事修脚工作,于2009年5月10日将一国家公务员杀死。根据2009年5月12日,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宋俊向县政府通报“5·10杀人案”调查结果及细节如下:

据警方初步调查,10日晚7时30分左右,野三关镇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与黄德智和邓某一起吃晚饭并饮酒后,前往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休闲。休闲之前,邓贵大三人欲前往梦幻城二楼一休息室休息。黄德智在前,邓贵大和邓姓同事紧随其后。
黄德智进门后,发现梦幻城员工邓玉娇正在休息室洗衣服,便询问她是否可为其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说,她是三楼KTV员工,不提供特殊服务。
黄德智听后很气愤,质问邓玉娇这是服务场所,你不是“服务”的,在这里做什么?双方遂发生争执。争执中,邓玉娇欲起身离开,此时,跟在身后的邓贵大说,“怕我们没有钱么?”便随手从衣袋里抽出一沓钱在邓玉娇面前显摆。邓玉娇拒不理睬,欲再次起身离开时,被邓贵大按在休息室沙发上。
邓玉娇欲起身,却被再次按倒在沙发上,她拿出一把水果刀向邓贵大连刺三刀,黄德智见状欲上前阻拦,右手臂被刺中一刀,邓姓同事吓得不敢靠近。
邓贵大因伤及动脉血管和肺部,在被送往医院途中身亡。黄德智已被转至宜昌治疗,现已脱离生命危险。

(二张图片均来自网络,图一上文字为原来所有)
    事件发生后,网络上的声音呈现一边倒的现象,没有对杀人者的憎恨,绝大多数是支持和理解,并将对称为“英雄”。有人按照之前出现的重大事件后为当事人以春秋笔法写传记的惯例,为邓玉娇作“史记 邓玉娇列传”如下:
邓女玉娇者,鄂巴东三关镇人也,年近三七,尚无婚约,蛰居镇梦幻城,修足为业。
乙丑年,逢母亲节戍时二刻,有镇府官吏邓贵大,偕同僚黄德智并邓某三人。三吏甚喜五色,行招商、刮民膏、饮酒沈湎,以夜继昼,尤喜窈窕而淫乐耳。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
初,三吏行酒划拳,须臾,酒过数巡,猜枚行令,腮红舌乱。间,有谏曰:“何不往梦幻城逍遥,解吾等铛下疾苦?”,六眼色起,光比狼甚,逐往。智为先、贵大邓某尾后,行楼上一寓,三吏推门,窥之,见娇浣衣,三狼淫心顿起,两股轻开,麈柄坚挺。智询娇曰:“特服否?”娇明其意,曰:“奴只修膝下二足,不候尔等铛下小足,烦官家怜之。”
智闻言,愤质娇曰:“此交欢处,汝敢拒之?汝在此何为?”娇曰:“侍女,非鸡也!”
智娇逐争,娇欲离,远狼群,未果。臾,身后贵大横言,曰:“恐吾等无银乎?”便爪入囊中取银万千,右爪持银至娇面前狂舞,娇避之不睬,复身欲往,贵大怒按娇于沙发之上。娇起贵按,往复数次。贵大欲奸娇,娇不从,逐探身索寸长果刀,刺贵大三刀。智大惊,阻之,右臂被娇刺一刀,咳曰:“汝可为吕四娘乎?”邓姓恐极,不敢前往。
呜呼!贵大淫血喷尽,肺脉衰竭,淫星陨落,智伤无命危矣,娇电衙自首。
颂曰:公好淫乐,娇为护身,贞专精纯,不贪行贵,守节执事,不为轮奸,遂死不顾,名号显遗,杀身成仁,义冠天下。
    “艾滋女”据传名为李佳。“82年出生,南医毕业,长的确实不错,现在医院实习后经省医某位主任推荐,去了诺华,由于此人善于利用自己的条件,业务做的顺风顺水,此间曾有以位医生差点为其离婚,在两年前李佳意外怀孕,给N位医生电话,拿到了一笔不小的补偿,出国休假两月余,回国后买了一处位于江宁的房子,总价至少 100W,并去了纽迪希亚,08年12月份外科某医生检出艾滋,于是怀疑到李佳,而此后09年3月省医体检特别加入了艾滋一项,后牵出一串医生”。据网络消息,江苏省人民医院自查后共发现8名医生及12名护士感染HIV。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属实,但却足够骇人听闻,让人心惊肉跳的了。

(图片来自网络,根据图片,网友感叹难怪医生中标)
    两位“病女”,一位来自社会最底层,每天通过修足的劳动来挣得可怜的薪水,养活自己,或许还要养活父母弟妹等。她努力生活着,努力有尊严地生活着,哪怕遭受别人的误解。但当有人挑战她的极限,意预对其实施伤害时,不惜拔刀而对。事后,有关机关称其患有抑郁症,不管这个说法是否合适,不去追究在此提出的深层次原因,但对于其本人总是有利的说话。
    “病女”中的另外一位则是社会的精英人物,虽然从某个角度来看地,她也是社会的牺牲品,但其行为既是社会黑暗面的产物,同时又加深了社会的黑暗。虽然她的行为更多地应该得到指责,而产生她的社会的责任在哪里呢?哪些人更应该受到谴责呢?
    两位“病女”,一位深谙社会潜规则,则锦衣玉食、豪宅香车;一位抗争潜规则,则身陷囹圄、状态堪忧。对于我们的病态的社会,当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有严重病变的时候,哪一个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呢?

    踏入了学术圈子,搞科研发论文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08年底的时候完成了两篇论文,放了1-2个月,然后又进行了一番修改之后,决定投稿了。我所在学校的学报是核心+CSSCI,作为本校教师,还是想先试试自己学校的刊物了。在学报主页上看到,学报是收版面费的,校外人员为字数的15%,校内打了个挺好的折扣10%。鉴于自己初入学术,而且收取版面费已经是行规了,所以按照字数10%缴版面的话,无论是从心理还是经济承受能力还是允许的。
    稿子是当面交给编辑老师的,编辑老师看了一下说,这稿子还可以,应该能上,大概能给四个版面,但论文需要做一些删节,因为有些长。回头他会转给其他编辑老师和专家评审。过了2周,我打电话过去,该编辑老师说,他已经转给其他编辑了,他会催一下。再过2周,还是相同的话。再过2周,说需要做一些局部和细节上的修改。又过了两周,昨天,我去学校学报编辑部找到了该老师,该编辑老师的口气变了,说,你的稿子能不能发,关键看你能出多少版面费了。
    我问,不是字数10%的比例吗?
    编辑老师说,那是没有的事情,现在增刊也要20%。
    那需要多少版面费?
    4000差不多。不欢迎转账,现金最好。
    这么多的版面费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我不会不吃不喝来交版面费。
    那就不能发了,我们的稿子有的是。要你交的时候你不交,等你想交的时候,我们还不一定收呢。
    对本校教师没有倾斜吗?
    没有,你考虑好再说吧,或者等到政策变的时候。
    我真的无语了。4000块钱,我个人感觉等同于敲诈和勒索了。我明确表示,我不发了。编辑老师说,那就不给你提交编辑会议了。我问,我的稿子转给哪位老师了,张口回答是王老师,后来又是李老师,我想,如果再问下去的话,会不会到了赵老师钱老师手里呢?
    对于利用手里的权利谋私利的事情我以前见的也多了,但看次遭遇的时候,还是感觉很诧异,原来学校早就不是净土了,原来我们的一些老师比公务员还要胆大。最让我气愤的是,一些话你早说啊,何必到现在才和我张口,白白浪费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可是我无价的机会成本。    

    我的教授去年的时候就开始想与中国有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更为紧密的学术联系,所以让我联系相关有意向的单位进行合作。去年的时候联系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刘霞教授,在2008年5月底6月初的时候,在上海交通大学老校区内召开了第一次中韩应急管理学术会议,两国共有将近20名专家和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效果应该还是有一些的,可以加强双方的了解与合作。我建议教授邀请了刘霞教授和中科院的陈安博士参与了去年在汉城和三陟召开的第二届应急管理国际学术会议。
    前些日子,教授在邮件里说将在北京与中科院的陈安博士合作召开第二次中韩两国应急管理研讨会,我就一直等中方电话联系我,但陈博士直到前天才打电话给我,说了两句研讨会的事情,并且希望我准备论文在研讨会上做个报告。我答应了。
    昨天上午有课,没有办法休讲,只好下了课就往车站赶。从我们学校到了保福寺西南角的中科院一共用了4个小时,但津京城铁只用了30分钟,另外三个半小时都是两地的市内交通了。从北京南站下车后就坐了公交、地铁5号线、2号线、13号轻轨和出租,够全的了。
    到了会议地点已经是下午第二阶段的报告了。抓紧时间看了一篇韩方的论文,并对之做了简短的评论。论文内容是关于故意纵火事件的应急管理的,论文很有意思,以韩国和日本两国的数据为基础,其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和故意纵火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当然随着经济发展,其他几种类型的范围也有很大幅度的上升。我认为以韩日两国数据做基础,还不能得出经济增长与故意纵火犯罪有直接关系,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影响很大的国家,具有相同的文化心理,因此不能排除两者有相关关系的可能性。于是我在讨论的时候就提到,希望研究者能够增加一些西方国家的数据,比如欧洲和美国等国数据,如果这种相关关系还存在的话,这个研究就更加有意义了。
    昨天韩国来的人员我认识大半,多半年未见,感觉非常亲切。也有几位新认识的教授,和他们交流了很多。教授邀请我今年9月份参加在韩国举办的第三次应急管理国际学术会议,并要我负责联系几名中国的专家和学者。
    今天上午,教授飞回韩国,其他人员则在北京观光一天。我陪教授去了北京机场,然后坐机场大巴回的天津,因为下午2点学院还有会议。时间刚刚好,1:40的时候赶回了学校,洗了一把脸就去了会议室。教学秘书王老师又给了我将近3本论文评阅以及另外18人的毕业论文,周六的时候参加他们的毕业答辩,感觉最近很忙,很累,但也很充实。

    这里说的“豆腐渣”,不是用在自己家里用自己买的**牌豆浆机,加入自己买的黄豆黑豆,插在自己付费的电源插座里,经过若干分钟的运行后,将豆浆拿出后剩下的,既松又软,看似有形又似无形的物质,而是指用国家财政的资金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被分配应用,并受其监督而建设完成的一类公共产品,因其特征与豆腐渣相近,所以也被称为“豆腐渣”。有的时候为了和可以食用的豆腐渣相区别,而称之为“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是朱镕基前总理在1998年洪水期间说的, 正是豆腐渣工程加重了灾情,据说,朱镕基站在洪水滔天的九江大骂“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后比喻施工质量低劣的建筑工程。十年过去了,“豆腐渣”工程是否消失或者大幅度减少了呢?我们的法律法规是否落到实处了呢?我们反腐倡廉是否取得了实效呢?

    看了这张图片,普通百姓大多认为是这柏油路太破旧了,应该修整了,可是却很少有人想到,这是刚刚修建的柏油路。当然,这不是刚刚修建完成的柏油路,刚修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这条路距离完成仅仅48小时。

    这是毕节,国家级贫困区。据网友报料,这条路是这样修成的。“始于1992年,步入第十七届的‘国际百里杜鹃花节’于上个月的28日至4月28日,在位于毕节的3A级旅游区百里杜鹃国家级森林公园举行。谁也想不到的是,为了打造百里杜鹃旅游品牌,把今年的杜鹃花节办成一届高规格、高水平、高档次的盛会,当地政府下大力气,投入1600多万元重修的沿线公路,却在两天—四十八小时之内,变成了豆腐渣工程中的极品模样。”

    有比较行家的网友分析道“估计有糊料和离析的情况,沥青混凝土石料配比不好,从手抓的料来看,粒径单一,没有细料。第一张混合料颜色黄,估计是沥青用量不足”。有网友跟帖说“好象沥青用量也太少了,这样做法是绝对会坏的,只要一刹车,沥青面层就松散,脱落了。”

    报料网友说,柔性沥青路面的下面是刚性的砼路面,面层厚度才3个厘米,恐怕连个立起来的硬币厚度都不够。

    这个网友非常幽默,也很有才,他将这条路称为“节约型的样板工程”,他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面子工程,因为在原路基上直接铺柏油面,如同往脸上贴一个面膜,因为他将对这样的工程命名为“面膜”工程,形象而贴切。
    从众多的跟帖中看,网友都表示无语。不是大家不想说什么,而是觉得说与不说一样,之前已经说过很多了,说了无数次了,但结果呢,却是每况愈下。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凡是有公共产品供给的机会,就一定会蕴含腐败在里面;凡是提供公共产品供给的单位和部门,都一定是腐败的单位和部门;不管群众对此有多强烈的意见,诉求也是没有用的。
    该是行政问责的时候了,对当地政府的领导、对职能部门、对发包单位;也是该进行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了,还包括承包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以及所有的相关人。
    有网友将这个工程称为“豆腐渣工程的极品”,但这会是最后一起豆腐渣工程吗?这会是最为极品的豆腐渣工程吗?但愿是,在我们美好的愿望中!

    见过一些利用PS来恶搞的,有的还形成这系列那系列的,比如小胖系列等,大多表现了PS者的个人娱乐倾向,很少表现当前突出的社会现象。这两天,一个名为《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的帖子大各大论坛火了起来。

    上图是署名“好一个俊俏男子”上传的未经过PS的《清明上河图》的局部图,他描述了这让人感叹的“好一座繁花似锦的城池”:一座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最后总结道:“大家无非就是做生意,搞搞小买卖,挣钱养家糊口”。

    这是PS后的照片,“桥还是那座桥,河还是那条河,房子也还是那些幢房子,只是画面街上的人物全部都被PS掉,街上尽是散落着的零碎物,还有被打翻的箩篼和篮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这些做小生意的人听到有人惊呼:“城市管理者来了”,顿时就“马惊人慌,只见骤然飞急水,忽地起洪波……城垣尽倒,商铺皆休……”。仔细看的话,还能发现图中河里的点点人头。
    这是一幅现实生活的写真。根据我自己亲眼看到的情况,当城管们驾车朝沿街商贩们驶过来的时候,最先发现其遗迹的商贩就会向其他商贩通风报信了,主要方式也是大声疾呼:城管来了。然后就将自己的小摊草草收拾一下,马上推车拐向小道,以免被城管追上。而那些动作缓慢的小贩就成了暴力执法的牺牲品。据我亲眼看到的情况下,贩卖的商品被倒在绿化带或扔上城管的车、杆称被撅折、三轮车被扔上城管的卡车以待小贩日后拿钱去赎回,而对于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意人的苦苦哀求无动于衷。
    在国外民主国家,和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国家,对于沿街小商贩自食其力的行为是鼓励的和宽容的,而政府对此也是支持的,更不会用暴力进行管理和干预。政府有责任来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而不是随意打破老百姓的饭碗。小生意人在沿街摆摊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底层,自力更生和自食其力是他们最后人尊严。
    昔孔子经过泰山脚下的时候,看到一妇人在哭,她说她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被老虎吃了,孔子问她为什么不离开,她说“苛政猛于虎”。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苛政猛于虎但妇人尚可以在那里生存,但现在一声城管来了却致使整个市场空无一人,其“猛”的程度,绝非是昔日老虎可以比拟的。
    当小生意人付出了自己的尊严之后还要承受生存威胁的时候,对于制度的反抗就是其最后的底线了。社会上曾经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暴力抗法”的案件,也出现了城管打死老百姓的案件,在现有城管制度不做调整的情况下,将不会是简单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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