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底李明博政府上台后，改变了对北缓和的政策，提出了“弃核、开放、3000”的对北政策，遭到了朝鲜的激烈反对，在朝鲜国内掀起了一场批韩、批李的热潮。继而，朝鲜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2008年7月21日，一名在金刚山旅游的韩国女游客被朝方一名17岁的女兵射杀；今年8月13日，现代峨山公司一刘姓员工因在开城工业园区内“诽谤朝鲜体制”并“煽动朝鲜女工叛逃”并韩国有关方面扣留；6月11日，朝鲜方要求将北韩工人的工资提高至4倍，并还要求支付已缴纳的土地租赁费的31倍金额，事实上造成开城工业区濒临关闭，加之朝鲜方面的核试验、战争威胁并退出六方会谈，这一系列的动作使得韩朝双方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朝鲜在国内发起了“150天战斗”，以大力发展经济，与国外的封锁等抗争。

    正当国际社会为朝鲜下一步的走向产生各种假设的时候，金正日又做了两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让人感觉到越来越强硬的朝鲜突然“软”了下来。一是同意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朝鲜行”，并且释放了于3月17日因涉嫌非法入境被朝鲜扣留的李丽娜和凌志美，两人均任职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创办的“今日电视传媒公司”（Current TV），向美国传递了柔和的信号。数日后，于8月10日到12日，现代集团总裁玄贞恩访问了朝鲜，与金正日进行了会谈。金正日“回顾了现代集团前领导人的情况，并在充满同胞情谊的气氛中”与玄贞恩进行了“亲切的谈话”。玄贞恩访朝期间，朝鲜以“驱逐出境”方式释放了在开城工业园区被扣押的刘姓现代集团的员工，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重大问题，也对南北关系发出积极信号。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和韩国现代集团17日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就重启金刚山旅游项目、南北离散家属团聚等5项南北交流活动达成协议。

    此次金大中前总统逝世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19号发出唁电，对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唁电说，获悉前总统金大中不幸逝世的消息，谨向金大中遗孀李姬镐女士及遗属对金大中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唁电还说，金大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为实现民族和解和统一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将与民族一起永世长存”。朝鲜还于8月19日决定向韩国派遣吊唁团，由劳动党秘书金基南和统一战线部长金良建等6人组成。

    国际社会对朝鲜一系列的动作大多理解为金正日迈向和解的行为，但我个人认为，金正日此次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现在是布局和挖坑，静待美国和韩国等方面的人陷进去，然后再抓人，最后通过放人取得政治和经济利益。这是朝鲜和金正日一贯使用的手法，并且屡试不爽，因此越来越得心应手，其手法已经炉火纯青了。

    金正日想通过和解的形式，达到与美国直接对话，和让韩国提供更多经济援助的目的，然后利用交往过程中的疏漏或者制造矛盾，将美方或者韩方的人控制住，以增加自己的谈判能力。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朝鲜做出所谓的积极表示后，不做同样积极的回应，而是采取适度的冷处理，一旦做出互动的举动，就必定按照朝鲜的步伐了节奏前进，最后进入到朝鲜的挖的“坑”里而任人处置。除了战争威胁，金正日已经没有太多的“牌”可出，而在美韩同盟非常牢固，国际社会一致反对战争，以及朝鲜着力发展经济的时刻，战争对朝鲜也不是最佳选择，因此，韩国大可不必对朝鲜如此，给他个冷屁股又如何？！

    从台湾中央通讯社了解了一些文字资讯，又从网络上的东森电视台看了一些直播的新闻，深切地感受到了台风对台湾的巨大破坏，从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通过空拍的镜头，以前的温泉旅游胜地现在成了一片废墟，真可谓“山河破碎”。但有一点，没有看到国内媒体上所说的《台湾高雄泥石流600人被埋全村仅逃出43人》这样的新闻，感觉大陆媒体对台湾的报道反应过度，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所为。

    与大陆救灾报道相同，台湾的媒体人也深入到了第一线，在泥泞中采访和报道，将第一手的资讯传了出来，让外界的人们得到了最想了解的信息，也有利于救灾的进行。但不同之处也有一点，就是前线记者的采访角度更多元和自由，更多的从平民的角度去关注此次灾难，体现了更多的人性。比如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和行政院院长到一线了解灾情的时候，就遇到了灾民“下跪陈情”的事情，虽然采取这种中国千年流传下来的方式，但是能够见到首长，并且能够被报道出来，是非常大的一种进步。

    马英九政府遭受到了激烈而广泛的批评，认为是政府应对不足，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情。并被民众逼问，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据台湾农委会提供的数字，此次台风造成农渔业损失及民间设施毁损金额累计达到新台币68亿5027万元，排名近18年风灾农损农损金额第四；其中，渔产损失29亿1116万元，创历史新高。

    面对批评，马英九对于相关政府官员也进行了批评，比如经济部水利署署长陈伸贤就受到了马英九的点名批评，陈署长表示“待救灾告一段落，就会负起该负的责任”，表示了台湾官员的担当精神。台湾民众对于政府的批评还会继续，这与大陆媒体一片赞扬声的风格截然不同，哪种方式更能体现民众的权利，更能明晰政府的责任，更有利于改进政府的作为，应该是显然易见的。

    甲型流感在北美肆虐的时候，中国政府就着力加紧预防和应对这种新型流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输入性病例的预防。中国政府对于从疫区进入国境的人实行了严格的检查和隔离制度，比如对于从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境的外国人实行了强制隔离，引起了两国的强烈抗议，认为中国政府侵犯了他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国内媒体也对西方国家对甲型流感不太重视以引发了大规模传染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那是西方国家对国民生命的漠视。媒体也发了一些戴口罩的外国人的照片，但更多的外国人却没有拿流感当回事，认为只是比普遍流感稍强些的流感而已，而国内却以应对SARS的标准来应对，感觉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差距非常大。

    中国政府对于甲型流感的重视还体现在对输入性病例的治疗上，也是以应对SARS过程中总结出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作为治疗原则的。因为我国的病例都是输入性的，所以对于早发现和早报告非常重视，从机场检查到居委会入户都给动员了起来。对于发现的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人群也全部隔离观察，往往发现一个感染病例，被隔离观察的总人数要高达几十人或者上百人。总体来说，甲型流感的病毒性是减弱的，国内还没有发现有人传染人的病例。只有一位感染者死亡，还是死于意外，并不是死于流感本身。治疗对于感染者的影响也很小，痊愈后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不象SARS对于人身的负面影响那么大。

    甲型流感在国内刚发现的时候，卫生部门非常紧张，除了本身肩负的职责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利益的考虑，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应对得当升官加爵，处理不当，丢官免职，SARS时候的张文康和孟学农就是例子。正是由于卫生部门有意无意的紧张，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部分人已经失去了理性，恐慌演变成了恐惧。

    笔者的家乡，由于有留学生从澳大利亚回国而没有实行自我隔离，第三天开始发病，后确诊为甲型流感，并且造成身边两位密切接触者感染并住院治疗，以及几十人隔离观察。这个消息在本地迅速流传，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当地论坛和贴吧上是对当事人铺天盖地的辱骂，并因为其张姓而给其取名为张传传和张逛逛。尤为严重的是，网友对其及其家人实施了人肉搜索，所有信息被公开了，人们也由最初的对其行为的谩骂发展到了对其家庭财富的质疑和不满。普通市民由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在监管不到位的网络上形成了暴民，宣泄着一种暴力文化。

    此次卫生部的公告起着一种拨乱反正的效果，将被人们过度宣传、过度关注，政府也过度投入的甲型流感回复到其本来面目，让人们知道应该知道的、必须知道的充分信息，还是过度的信息，也让人们的心态平静下来，了解并接受甲型流感，而不是活在一种人为创造的、假想的恐惧之中，整个社会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公告功莫大焉。

    一个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朋友，今天刚刚结束了七天的自我隔离，恢复了在国内的自由之身。不管政府和别人怎么看、怎么做，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是最重要的事情。

    根据公开的报到，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虽然甲型流感已经传染到了24个国家，但死亡者都集中在北美大陆。这与2003的SARS极其相似，在SARS致死的案例中，除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外，加拿大是排名第四的死亡人口国家，而其他死亡案例国家，包括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与中国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因为SARS致死的人口绝大多数都具有华人血统，所以出现过一种说法：是美国研究出的专门针对华人DNA弱点的病毒。现在的甲型流感感染的绝大多数是北美国家的人，不知道是否有人提出是XX国家，比如中国研制的专门针对北美人DNA的病毒的说法。但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现象，美国和加拿大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而墨西哥人虽然主要讲西班牙语，但印欧混血种人占90％，其余为印第安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墨西哥人与美加人有相同的部分基因。

    还好，现在中国还没有甲型流感的报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流感传入中国的机率越来越大。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认为世界从禽流感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于中国来说，SARS的经验和教训更为重要。但我真的希望2003的历史不要重演。但如果甲型H1N1流感对感染的人群真有选择的话，那么，中国人死亡的机率应该会大大降低的。甲型H1N1流感对中国的影响将主要集中在社会恐慌和经济损失上，但由此产生的次生危机是比危机本身更可怕的危机。

（4岁墨西哥男孩赫尔南德斯被最早诊断为猪流感，目前已经痊愈。图片来自新浪网）

从新闻图片上看到，墨西哥已是街上流行大口罩，几乎每人一个，其情景与2003年起源于中国的SARS非常相似，简单做了一下比较，发现猪流感和SARS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一、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无论是猪流感还是SARS，都具有很强的传染性，除了接触之外，空气都是一个重要的传染媒介。据专家介绍，猪流感病毒可以在空气中生存2个小时。

二、都形成了全球性传染病。猪流感和SARS都是从一国发病，然后迅速传染到其他国家，近邻都是受传染最严重的国家，比如SARS时的香港和猪流感的美国，但距离最远的国家也不能幸免，比如SARS时的加拿大和猪流感时的新西兰。正在的全球化已经实现了。

三、死亡人群都是以青壮年为主。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分析，在我国内地报告的“非典”病例数中，感染者以20至49岁的青壮年为主，约占80％；在死亡病例中，老年人比例较大，60岁以上者约占40％。墨西哥卫生部的统计显示，与一般流感主要导致体弱的老人和儿童死亡不同，猪流感致死的患者年龄绝大多数在20岁至45岁之间，属于青壮年。

钟南山院士解释说“越是年轻体质强壮的人，身体的免疫功能越敏感，发挥的免疫能量就越高。猪流感一旦侵犯这样的人，其人体的免疫细胞，就会迅速释放出来，而且是因为免疫功能旺盛，一下子释放太多，这些过量释放出来的免疫细胞就产生了自杀效应，破坏人体自身免疫细胞的平衡，出现过度免疫。免疫平衡被破坏之后，就造成对身体更大的损伤。青壮年一旦被病毒感染，尤其象猪流感这样严重的病毒，自身免疫功能的释放，给身体带来的反作用更大。”（http://yiye620.blog.sohu.com/115220777.html）

四、疾病爆发时间大体相同。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和小范围传染后，最终大面积爆发，爆发时间大体都是4月。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病毒最为活跃的季节。

五、地理位置大体相同。这个结论没有得到证实或者进一步验证，就是中国和墨西哥的地理位置非常相似，都是北半球，都是中低纬度，不知道地理位置与疾病爆发是否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下图为我截取的google图片。

    一家集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一家奶粉产销量连续１４年实现全国第一、酸牛奶进入全国第二名、液体奶进入全国前四名，一家被中国品牌资产评价中心曾评定品牌价值达149.04亿元的大型集团–三鹿集团申请破产了，一切都是因为企业无良地生产和销售添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

    据25日上午石家庄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介绍，截止10月31日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三鹿集团资产总额为15.61亿元，总负债17.62亿元，净资产-2.01亿元，12月19日三鹿集团又借款9.02亿元付给全国奶协，用于支付患病婴幼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目前，三鹿集团净资产为-11.03亿元(不包括10月31日后企业新发生的各种费用)，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债权人)石家庄商业银行和平西路支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对被申请人(债务人)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受理该申请的裁定书已于2008年12月23日送达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8-12/25/content_10557593.htm。

    在得知了三鹿集团要破产的消息后，先后有几百名经销商到三鹿集团索要货款并到省政府上访，而全国的代理商或经销商至少有1000余名之多，但幸没有酿成群体事件。三鹿步入破产程后，将会产生重要而长远的社会影响，也将改变某些行业的现状。受影响的人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一、三鹿奶粉儿童。据卫生部近日有关通报，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万余人，其中有一些死亡和重病患者，原本计划通过起诉三鹿集团而得到一些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但之前各地法院都没有受理他们的诉讼请求，而三鹿破产后，他们的这些想法将不可能得到满足，所有的痛苦都得自己扛了。

    二、三鹿集团的员工。由于三鹿集团在毒奶粉事件刚发生后就承诺以后优先偿还经销商的货款，而在破产时这一承诺依然有效，所以受到了三鹿集团员工的强烈抗议。按照《破产法》的规定，职工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职工补偿金是应该得到优先清偿的。最痛苦的是那些在三鹿工作了几十年，快要退休的普通员工们，不经意间，就被推到了失业的边缘。

    三、代理商和供应商。有消息称全国代理商为三鹿集团垫付了10亿元召回款。想到最初各商场和超市召回三鹿奶粉的时候不很积极，甚至有推诿的行为，引起了消费者的强烈不满，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经销商不积极召回，原来那时候经销商是垫付的资金，并且他们那时候就预测到最坏的结果了。供应商据说还有2亿多，这些应该也打水漂了吧。

    四、三元等奶企。三元重组三鹿的传闻早就有了，并且三元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不过当时应该都没有预料到三鹿会走到破产的地步吧。原来所做的种种努力，与其他奶企在三鹿集团上的竞合关系都将因为破产而重新定位。不管怎么样，三元是乐于三鹿破产的，除了接收部分三鹿集团的员工，可以说是最小成本收购。但这还存在某些变数，关键看政治与法律的博弈情况。

     《无间道》里说过：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三鹿集团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后果不是三鹿集团这一个公司所能承受的，整个社会都在承受这种后果，而某些特定人群受之更甚。破产了，一死了之，就能还得清了吗？

    1. 动机不同。美国和中国问题奶粉揭露出来初期都宣称奶粉中的微量三聚氰胺是由于食品包装的污染造成的，但事实上，按照中国官方的消息所称，是由于奶牛和中间商为了牟利而采取的不法手段。

    2. 手段不同。按照现在公开的信息，美国确实是由于包装污染造成的，而中国的奶粉除了包装污染的部分之外，还有更大剂量的人工添加。

    3. 剂量不同。经检验，美赞臣公司婴儿奶粉的一个样本有三次检测都显示含有三聚氰胺的副产品——三聚氰酸，含量为百万分之0.247,而国产三鹿含三聚氰胺达2563毫克/公斤，是美国的10万倍之多。

    4. 引起的后果不同。在美国没有引起太大恐慌，而在中国却造成至少4名儿童死亡，5300多名幼儿住院治疗，三鹿公司倒闭，鲜奶及奶制品行业全线低迷。

    5. 媒体的参与不同。在美国，是媒体冲在第一线，逼迫监管部门公布信息，在中国，媒体在重复官方信息。

    想希望我们的媒体将注意力能更多地关注我们国家、我们自己身边的事情，自己门前的雪还扫不过来，并且不去扫呢，何必太多关注别人家屋顶上的霜呢！

    看了这个公告真是无语了。虽然这个公告称这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但或许若干时日以后，这临时性的检验标准也会成为行业标准，一系列的新国标也会很快出台的吧。以前我们的孩子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喝下了三聚氰胺，以后就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喝了。以前得病的孩子是受毒奶粉所害，以后再发生类似疾病的话，就是个人体制不适合国情，怨不得政府部门不作为了。真不知道以后什么是标准的安全，什么是真正的安全了。

    三鹿毒奶粉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各政府职能部门对其产品和其他企业进行了检验，当时的标准据本人推测应该是按三聚氰胺的“零”含量的标准进行检测的，按照公布的信息，一共22家企业的产品为问题奶粉，并且在各大媒体对其进行了曝光，让国民知道了可以进行选择性购买。但按照新的标准，22家企业中有两家是被冤枉的，宝安利（0.21毫克）和聪尔壮（0.09毫克），这两家企业产品的三聚氰胺含量远远低于限量值，因为非但不该批评，而是应该受到表扬的才对。这两家企业可能依据法律程序向有关部门提出恢复称誉等要求，毕竟企业的生存是不光是企业自己的问题，政府的有关部门也是关心备至的。

    最后，我忽然想到，每公斤奶粉中的三聚氰胺的含量高达2563毫克的三鹿奶粉中，如果没有销毁的话，再加入2652倍的无三聚氰胺的绝对安全的奶粉，应该就符合了国家的新标准，应该可以重新上架销售了吧。

    按照三鹿奶粉的处理结果，政府部门中有三个部门的一把手被免职，分别是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和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抛开农业、工商、卫生等部门，按照一个通俗说法就可以说是“三个部门管不住一袋奶粉”。对生产、流通和销售环节负有监管责任的政府部门全部失职是造成此次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重要责任人。

    按照现行的行政体系，为了加强对某项工作的监督管理，往往采取多部门联合管理、分头管理的方式，如果会产生监管利益的话，还会有更多的部门挤进来，就会形成若干部门对同一个管理对象进行管理，但却往往管理失效的特殊现象。

    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几前年对“瘦肉精”猪肉的管理上，有人总结说是八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全国政协委员、免疫学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熊思东说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3/05/content_5803334.htm，一头猪从出生到最后端上老百姓的餐桌，至少有农业、商务、工商、卫生、质检、环境、公安、交通8个部门参与了管理，但我们的问题猪肉却是不绝于老百姓的餐桌。

    又比如北京市区的居民养狗问题。负责和参与养犬管理的部门至少有五个，分别是公安、工商、畜牧兽医、卫生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阵容非常强大。然而，老百姓生活在“狗患”里不得安宁，怨声载道，狗患问题却日益突出，有人形容是5个“大盖帽”却管不住一条狗http://news.tom.com/2006-10-24/07AH/06111878.html。

    再比如，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高价和天价月饼仍然充斥着市场，有人统计了一下，对于月饼的管理部门包括物价局、食品安全局、市场管理局、商管局、市检局、卫生局、防疫站、发改委，消协等，竟然多达9个http://review.jinnong.cc/hot-agri/2008/content_125718.shtml，而这些管理部门竟然也没有能管得住一块月饼。最后不得不发出了“若问月饼几时有，还等执政包青天”的感慨。

    规模空前、华丽壮观的北京奥运会闭幕了，神七也已经返航了，在我们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同时，我们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安全却越来越没有保障了。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政府能够真正做到机构精简、职能转换，当一个部门就能管住一头猪的时候，我们的食品安全就能真正解决了。

    在日本发生毒大米事件的几乎同时，中国发生了毒奶粉事件，本来两个不相干的事件却因为同质性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1. 毒大米和毒奶粉的生产公司名字相近。毒大米的生产者是日本的“三笠食品”，毒奶粉的生产者是以三鹿公司为主的22家奶粉公司。

    2. 毒大米和毒奶粉的制造手段不同。毒大米是位于大阪市的大米粉加工批发公司“三笠食品”将从农林水产省购入的只能用于工业生产的“事故米”伪装成食用米销售给其他企业作原料，这些工业用米中含有高致癌性黄曲霉毒素、杀虫剂甲胺磷等有害物质。毒奶粉是为了赚取暴利由制造商向生产原料中主动添加化工产品三聚氰胺。

    3. 毒大米和毒奶粉的产量不同。在日本，已经确定向消费者出售了“污染大米”产品的公司有320家，流入市面的这种大米数量达到1020吨。在中国，无法确定已经出售了多少毒奶粉，截至19日上午9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出动执法人员87．3万人次，检查奶粉经营主体249．7万户次，已下架退市问题奶粉3215．1吨。

    4. 毒大米和毒奶粉造成结果不同。虽然日本毒大米也进行了食品行业，生产出了不同的产品，包括酒类，但未有死亡和伤病的报导。中国毒奶粉已经造成四名儿童死亡，6400多人患病，潜在的患儿将达3万人。

    5. 毒大米和毒奶粉的生产商应对方法不同。日本毒大米代理商之一的奈良广陵町米谷公司男社长，16日晚在寓所上吊身亡。死者54岁，被儿子发现用吸尘器的电线上吊。由毒大米生产的产品被召回。中国毒奶粉制造商之一的三鹿董事长兼总经理先是否认，经政府查实后被免职并刑事扣留。

    6. 政府对毒大米和毒奶粉的应对方法不同。日本各职能部门积极应对，农林水产大臣和次长分别辞职以示对毒大米事件负责。在中国，事发当地政府部门迅速将奶农作为犯罪嫌疑人，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只说事件进展，并将几位当事人免职，但没有听到谁对国人说一句对不起。

    7. 毒大米和毒奶粉的后继发展方向不同。日本政府会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此事的评估，听取专家意见，对毒大米进口和使用加强管理，据信，此类事件在日本不可能再次爆发。在中国，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会进行专项检查，打掉一批官员的乌纱，砸一些人的饭碗，狂风暴雨式的运动过后，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继续消费各种各样的带毒产品和食品，直到下一次的个别产品的偶然被曝光。